邓舍总共派出了三路使者。他思忖多时，先将奇氏搁置不提，转问罗国器，道：“察罕与孛罗怎样？”
察罕与孛罗距离海东较远，离山东则稍微近了一点。出使他两人处的使团里，也有通政司的人。刘世民、罗李郎这些正使、副使，出使之后即转回了海东，通政司的人却没有随之回去，而是直接来了益都。
故此，邓舍得知这三路出使结果的时间，相差不多。
罗国器道：“出使孛罗处的使者，见着了孛罗。遵照主公的命令，使者向孛罗表示了我海东不会趁岭北鞑子阳翟王作乱之机，南下相侵的意思。请他放心。并愿与之结好，罢兵漠南。孛罗没多说什么，好酒好宴的款待，教他的幕僚回了封信，主公已经看过了，皆客套之辞。
“出使察罕处的使者，没见着察罕，也没见着察罕的义子王保保。对主公的示好之意，察罕没有丝毫的表态。他派出接见我海东使团的官员，对咱们的使者也是爱答不理，甚为托大。
“此外，根据使者的观察，晋冀一带察罕与孛罗控制区域的交界地，果然与主公及洪、姚两公所判断的一致，气氛很有些紧张。孛罗在大同城中聚集了大量的粮草，察罕在冀宁路附近屯驻了不少的精锐。
“使者在与孛罗会谈时，亦稍微点了一下察罕，孛罗虽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但当时在宴席上，他的几个手下却多露出不忿的神色。出使察罕的使者，也找机会提了下孛罗，对方毫不掩饰其轻蔑。
“总而言之。不管察罕与孛罗对待咱们使者的态度如何，一山不容二虎，他两人之间，的确矛盾重重。”
“适才潘大人所讲，可接受奇氏的条件。罗公，你怎么看？”
“臣以为，言之有理，却不可行。”
“为什么？”
“想我皇宋，当年先帝与刘太尉起事，曾传檄天下，中有一句，言道：‘蹑大宋之遐踪，雪崖山之沉恨。胡元宁有百年运乎？恢复宋室，在此一举’。继而，刘太尉兵分三路，北伐中原，我北伐军打出的旗帜，又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我军之战歌，又有‘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之句。
“与胡虏不同戴天之意，尽矣！
“且，主公在我海东亦秉承其意，设有都镇抚司，专管军卒士气。日常宣传，无不以仇视鞑虏为重中之重。每有战事，又必开忆苦大会。何为忆苦大会？放任士卒回忆过去之苦。士卒过去的苦从何而来？皆从鞑子而来。
“因此，可以说时至如今，凡我军上下，无不以灭胡、立汉为己任。主公若此时忽然接受奇氏的招降，定然导致军心不稳。是为图小利而贻大患。
“臣闻听，前年十月，江南朱元璋征浙东，克婺州，曾在省门前建立二大黄旗，两旁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子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并悬一金牌，镌云：‘奉天都统中华’。又在今年正月朔日，在其府门前亲书桃符，云：‘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
“元璋官拜行省丞相，可以代表安丰朝廷任官发令；奄有淮泗、浙东的富庶之地，军权在握，可以便宜征讨杀罚。他的地位与主公相仿，不可谓不春风得意。然而，他打出的旗号，却依然还是‘日月重开大宋天’。
“‘奉天都统中华’，何谓‘奉天’？安丰朝廷是为天，灭元立汉是为天。这就是名分大义呀！
“历代鼎革，群雄逐鹿，所追逐的，说到底，都是一个名分大义。诚如潘大人所言，‘名不正、言不顺’。若无此大义，则主公何来名正言顺？纵得小利，日后又该怎样？是自绝于海东，自绝于天下。”
罗国器的这一番话，很出乎邓舍的意料，吃了一惊。罗国器从军，是不甘不愿的，现在却积极反对投降，坚持灭元到底。他与邓舍一样，转变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不止是拥护海东政权，更进一步发展为彻底断绝与蒙元的关系，把他自己看做海东的一员了。
促使他发生转变的，是因为都镇抚司日常的宣传，叫他明白了华夷之别么？
邓舍并不这样认为。促使他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无它，两个字足以概括：“利益”。海东已经给了他足够多的利益，并且，在可以预料的不远之将来，他也定然可以从海东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他心甘情愿地发生了转变。
口号，只是宣传，它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起到一点的作用。但是利益，只有利益，才能保证内部长久的稳定与团结。也只有利益，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人才。就好像滚雪球，当雪球足够大的时候，发展就容易多了。
邓舍稍许的感慨过后，很快就回过神来。
“罗大人此言，臣以为大谬不然。……。”潘贤二又开口辩驳。邓舍轻轻拍了拍案几，将之制止。
他说道：“罗公所言不错。降蒙元有小利，而必留大患。高丽为蒙元属国已有数十年，国内亲元党根深蒂固。今我强力压制，方可暂保无虞。若降了蒙元，假以时日，则必乱生萧墙之内。是其一。降而复叛，非君子所为。是其二。投降是绝不可能的，吾意已决，潘大人不必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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