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继勋说道：“以臣之见，我海东当然不能南下。原因有三。
“一则，我海东目前之大敌，乃是察罕，而非浙西。此之为私。二来，且主公才从浙西借粮，方从哲与士诚言道：‘设若浙西有事，只需士诚单骑匹马、遣派一使者来我海东，则主公必无有不应。’是‘信誓旦旦’。岂有刚刚许诺、即陡然反悔之理？此之为公。
“是无论从公从私，我海东都是绝对不可以南下的。
“又且，我海东目前之首要大敌，既为察罕；好容易方从哲说服了士诚，说动了他与我交好，现在我海东若再奉旨去打他，则是断我一友，而竖我一敌。徐州坚城，即便我军去攻，能否打下，还是两可之说。万一，再又设若我军久攻不下，而士诚发兵来援。则我军前有士诚、后有察罕，下场如何？前途会是如何？不需臣多讲，想必主公也心中有数。
“此一条，则又是为从道理来讲，我军亦然不可南下。”
先从私，再从公，然后又从道理。三条理由，把海东绝对不可南下的原因阐述的清清楚楚。吴鹤年拈着胡子，皱着眉头，说道：“洪先生所言，确为正理。奈何刘十九此来，我海东该如何应付？”
适才，吴鹤年把刘十九此次前来益都之本意与目的，以及若是邓舍果真拒绝南下，他可能会因此而采取的种种后手，也都分析得非常透彻了。刘十九秉承安丰朝廷旨意，殚精极虑地想要迫使海东南下；而按照洪继勋的分析，海东却又坚决不能南下。矛盾就出来了。该如何解决？
洪继勋瞧了瞧堂上诸臣，说道：“要想应付，其实倒也简单。”总结吴鹤年的分析，说道，“究竟刘十九之手段，说到底，无非两个字、一个词，——‘名分’，或者可称之为‘大义’。朝廷令我出军南下，我若不肯，则棣州田丰、还有山东诸将，便可能因此生疑。生疑者为何？表面上是疑我不忠。而说白了，‘忠’与‘不忠’只是一个借口。
“‘名分’与‘大义’谁都可以用。汉末之曹操，托名为汉相，实其为汉贼。蜀国之刘备，自视以皇裔，割据川中，口口声声是为‘复兴汉室，讨伐奸贼’，而其果然就是为了‘复兴汉室’么？究其行为，与曹操何异？此两人者，皆是托名与‘大义’，而实际上所行者，全是‘奸雄’之事。‘名分’与‘大义’是什么东西？一句口号罢了。
“田丰疑我者，山东诸将疑我者，就像吴大人刚才所说的，我若不肯南下，就便有可能会给刘十九从中上下其手、挑拨我山东内部不和的机会。但是，田丰、并及山东诸将，难道说，他们就是忠诚安丰的么？正如曹操、刘备，名义上所争者是为‘大义’，其实所欲者，是为天下！
“诸公皆英杰，主公更是不世出的英雄。想必诸位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既然道理如此，那么如何应付此事？很简单，彼刘十九想争‘名分’，则我海东亦然可以先从‘大义’入手。只要我海东占据了‘大义’，则南下、不南下，还不就是主公说了算么？”
“师出有名”。名分与大义，这个东西看起来很虚，而要想争夺天下、逐鹿中原，却又万万不可没有。
安丰朝廷为什么有“大义”？原因有两条，其一，韩山童、刘福通是首倡起事者，先在北方建立了宋政权，开花结果，散枝落叶，影响遍及黄河两岸，远出塞外，西至陕西，南到金陵，可以说，如今北国半壁的江山，凡是起事反元的，几乎所有的义军打的全都是“大宋”的旗号。
下到民间，寻个乡野百姓一问：“现今反元者何人？”无论妇孺，乃至老迈，万口一辞，十个人中至少得有九个半，回答的都是一个字：“宋。”这就是“大义”，人心所向。多半的老百姓都已经把宋政权当作了反元的一个标志。插旗所至，影从者无数。察罕为何先取汴梁，再取山东？“擒贼先擒王”者是也。便就算元廷，也是把宋政权当作最大之敌人的。
山东诸将不用多说，便连海东旧军、诸将，其中有很多人原本的出身，不也就都是辽阳红巾么？朝廷有旨，不遵，说不过去。这就是宋政权拥有“大义”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再从“宋”政权的国号来说。与洪继勋方才所讲的曹操、刘备两人何其相似！只不过，曹操、刘备所托的，乃是为汉室之名；而韩山童、刘福通所假托者，是为宋室之名。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前宋名将刘光世之后。宋政权所以握有“大义”与“名分”，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名正则言顺”。
又如秦汉之际，陈胜吴广起义，便连陈胜、吴广这样的草莽，也都知道打起前楚国的旗号。号为“张楚”。项梁、项羽起事，即有谋士范增前来为其出谋划策，说陈胜、吴广所以失败，是因为虽号称“张楚”，却没有立楚王之后。楚怀王入秦不还，楚人哀之至今。因此谏言他们立楚怀王之孙为王，以为“名分”的号召。项梁、项羽本即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即从之。从而最终号令诸侯，成就了项羽“西楚霸王”的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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