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华大街的民政部是一栋地面三层、地下一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左右结构对称的大楼最引人注目的是正门外立面前，有六根古希腊式的圆柱，这一特颇有西洋物色的“门脸”，暴露了这栋建筑的本貌，是一栋西洋式建筑，而在正门上方，是一个四方的长脊屋面单层塔顶，四个方向上各配一个老虎窗。为了彰显“东方风格”，在整栋楼的二楼之上配有一圈的东方瓦檐和装饰性的支拱。也就是这些装饰使得这栋建筑的风格，整体看是东方风情，但大门口又透露着西方建筑的庄严，在整体效果上，很好的结合了不同风格的设计元素。整体效果更加简约而厚重，一点也不显得唐突。
在东北的官厅之中，民政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部门之一，从地方民政长官的任免到地方民政管理，其同样也是事务最为繁杂的部门，在名义上民政部的事务完全是由民政部长负责，可实际上却是由各个局长、科长负责，也就是各级官僚去办理具体事务，部长更多的时候，只是参与决策，相比于参与府中决策，于府中会议中发言的部长，对于民政部而言最重要的职务则是直接参与事务办理的次长。
相比于部长，次长并不能的直接参与府中的决策，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部长的幕僚官存在，但其于部中，又了部长与各局、科之间的一个桥梁，他的工作并非是向上管制，而是向下管制，负责追踪考察部内交办事项。
这种“纪管”的设置，是因为在决策推进的过程中缺乏一个管制单位，一些交办下去的事项，如果主官没有想起来去问问，最后就石沉大海，结果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成无事。表面上大家原则上是听主官的，并不想阳奉阴违，但是却因为惰性而造成事实上阳奉阴违；大家也不是有意去违抗主官，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么拖拖拉拉的。
而作为“纪管”存在的“向下管理”的次官，却成为各种事项的追踪监督者，其在某种程序上，甚至成为不逊于部长的存在，但尽管如此，次长却又无法威胁到部长的权威——次长无权参与府中决策，这意味着其与无法直接影响到府中，影响到总督。
在另一方面，作为“职业官僚”由部内官僚中晋升的次长，其存在同样制约了委任部长的权力，使得部长无法将部内打造成为“铁桶江山”，进而影响到总督府的权威，这同样是基于权力制约的原因，也正是这种平衡，保障了东北三省官场既能保持稳定，在稳定中快速推进各项工作，同时又避免的权力集中于一人的种种弊端。
作为部门次长，即便是其有意“再进一步”，也只能跳出本部，从职业官僚摇身为委任官员，前往其它部门出任部长，从而跳出其一手打造“铁桶江山”，俗话“人走茶凉”，即便是其曾于某部门以次长一职主掌的“铁桶江山”，随后其调离，也会功亏一篑，再则次长于部内，又受部长管制，想打造“铁桶江山”又是何等之难。
虽是如此，在东北的事务官员体制中，次长是绝大多数职业官僚最终目标，只有极少数试图成为政客的事务官员，才会谋求成为部长，而对于民政部的绝大多数官员来说，他们同样也不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至多也就是梦想成为次长，甚至只是某局局长罢了。
从民政部长官办公室中悠然的走出来，康隶诚显得很是轻松。
甩开双手，迈着大步，大模大样地走着，好像他就是部长办公室的评一般，不过的康隶诚并不是部长，也不是次长，甚至就连局长也不是，他的身份不过只是部长办公室秘书科长，虽说是整个民政部内地位最高科长，但也只不过是一个科长罢了。
整个民政部，包括附属局在内，总共有一百多个科长职务，其中最有希望登上未来次官宝座的，是部长办公室的三个科长，即部长办公室秘书科长，总务科长和会计科长。
三个科长的职责，同民间公司的同名职务颇有差异，总务科长担任诸如有关所辖行政的综合调整、规划等统管全局的核心工作，办公室会计科长则担负编制全部预算的重任，而办公室秘书科长管的事务有：
一是机密事项；二是职员的职务、级别、任免、权限、惩戒、考勤、待遇，以及其它人事培养、训练；三是的保管部长和事务次官的官印，以及部机关印章；四是庆典、表彰以及仪式等礼仪事项。
可以说，正因如此，作为部长办公室秘书科科长的康隶诚，才会成为部内地位最高的科长，不过尽管其作为部长的“事务官”，但是他却没有身为部长“事务官”的自学，甚至其经常对新晋职员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国家的雇员，不是部长的雇员”，这一句话道出了他的性格——绝不可能甘为部长的附庸，实际上，这正是成为次长的前提，作为职业官僚，相比于委任部长，在许多份内事务上次长无疑更为专业，如果任由外行人插手具体事务，而次长全无一丝主见，那么势必导致外行领导内行，从而导致部内工作失利，因此，次长必须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而对于有志成为次长的康隶诚来说，其自然不会于下属面前对次长做出唯唯诺诺之态，从而影响到自己将来的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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