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岑北袁”这是当时对岑春煊和袁世凯两大清廷重臣的称呼，同样是声名远播，但谁不想争第一，谁不想压过对手一头。于是，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还建立警察队伍，并筹划修建京张铁路；而岑春煊也不落后，在两广整理财政，兴办实业，修建铁路，建立警察学校，上奏建立新军。
政绩和声望，岑春煊和袁世凯竞争的便是这个政治资本。而推崇革新不但是历史潮流，而且是获取政治资本的好途径。为此，两个人是卯上劲儿了，你干什么我也干，还非要比对手干得好。
但岑春煊与袁世凯相比，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缺钱。此前历任广东督抚为讨好慈禧，上缴中央的比例过高，还要协济广西等省份，财政已到山穷水尽地步。为应付剿匪、举办新政、压倒政敌，不否认岑春煊嫉恶如仇，但其仗着慈禧的信任，用参颏和追缴亏空等措施，追回贪官侵吞的钱财，以此来缓解财政困难的想法也是很明显的。即便如此，资金依然缺乏，否则，岑春煊也不会倡议“息借民款之举”，以“办理地方生利要政”了。
陈文强与张榕轩之前已经作了沟通，制定出了相应的策略，那便是投其所好，在岑、袁的抗衡中，为岑春煊加上足够份量的筹码。
果然，岑春煊对潮汕铁路的修建是支持的，但这并不让他满足，他又把粤汉铁路这个烂摊子提了出来。涉及到借外债，有美、比、英、法等国掺和在内，又有粤、湘、鄂三省绅商反对出卖路权，粤汉铁路的问题可谓是错综复杂，困难很多。
“外债可借，贷款可借，商股可募，然路权不可丧失。”张榕轩对此没有研究，陈文强只好说出自己的见解，“若追根究底，则盛宣怀该杀，皆是其擅借外债、私定合同，造成今日之结果。而且，三省合办，众口难调，不如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约期合龙，方显各省官员之能力。”
岑春煊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陈文强，张謇已经来信推荐，请他予以照顾，他也对这个声名鹊起的年轻新秀很感兴趣，希望能借力使自己的政绩再上一层，至少不落后于袁世凯。
“外债嘛，总是麻烦，舆论反对呀！”岑春煊轻轻摇了摇头，说道：“贷款呢，从哪里贷？募商股，粤商恐怕也无此实力。”
“从中华南洋合资银行贷款，只涉利息，不涉路权。”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况且，合资银行有发钞权，如果总督大人给予合资银行在广东开设分行，以及钞票流通的方便，合资银行应该可以提供低息贷款吧？”
张榕轩看到陈文强的眼神，立刻明白，这是拓展合资银行经营范围的大好时机，他立刻点头附和道：“下官与陈京卿皆是银行股东，话语权还是有的。如果总督大人能给予方便，下官保证低息贷款没有问题。”
岑春煊一笑，似乎看穿了陈、林二人的心思，并没有表明态度。
“至于招募商股——”陈文强不以为意，继续说道：“粤省商绅或无此实力，但外省外埠的商家呢，总督大人又何必拘泥？”
张榕轩点头赞同，“商人牟利，凭大人廉洁的官声，有合理的经营章程，再让出股商家组成管理机构，官府委派精干官员监督，又何愁商股不募？”
岑春煊眼前一亮，他与张之洞一样，并不反对修路，但不相信三省绅商有足够财力承担此任，如果将招募商股扩展到外省外埠，那问题岂不迎刃而解？如果能够成功，这粤汉铁路的主导权岂不就从张之洞手中转移到自己这里，还能赢得在工商界的名望，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
“二位之言深合吾意。”岑春煊不掩赞赏神情，连连点头，又为了保险，对陈文强和张榕轩说道：“另外，贷款一事还需二位多多出力，多多美言啊！”
“大人放心，贷款没有问题。”张榕轩连忙保证，“合资银行刚刚成立，能参与此项万人瞩目之工程，亦是打响名声的好机会。”
“好，好。”岑春煊说了两个“好”字，又对陈文强说道：“自广州电灯公司倒闭之后，只剩沙面英商一家独大。听闻陈京卿在上海成立电力公司，又有洋务娴熟之名，不知可否在广州重建电灯公司，扭转此种局势？”
陈文强想了想，说道：“只要官府支持，凭现在的技术能力和发展水平，下官愿让广州城充满光明。”
电力发展日新月异，从发电机的功率、电力传输距离，再到灯泡的寿命，以及其他电器如电扇的推出使用，相比数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而晚清时期，广州已是商业兴盛的城市，经商容易致富。由于农村人口激增和天灾人祸，生活水准下降，弃农经商者增多；仕途拥挤，士人生活相对贫因，又使更多的人弃学经商。在广州，商人在市民中所占比例相当高，店铺几为住户的三分之一。商人地位的提升，使人们的贱商观念日益向重商、慕商方向转变。世人重商，商人的思想观念和习惯也就成为领导潮流的时尚。
于是，商人的讲排场、尚奢华和及时行乐成了一时的风气。豪商巨贾为显示自己的富有往往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而其他阶层的人民因羡慕而纷纷仿效，使奢侈消费成为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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