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大论战中，同盟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北辰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有些文章是直接按其口授纲要而写。
也就是说，同盟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简而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同盟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
客观地说，梁启超以一当十，形只影单；同盟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但同盟会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全部事实《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
而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但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的意思与陈文强差不多，就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不要互相妨碍。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
正如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可核心论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拯救中国。虽然因为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但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在方向和远景上，其实双方是相同的。
然而，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
其实，要在论战中击败对手、取得优势，按照陈文强的判断，无非是扩大影响，然后再争夺资源的手段而已。同样是“海外上市的公司”，保皇党与同盟会却可谓是冰火两重天。比如，北辰在首倡革命的根据地檀香山，辛苦经营了多年，其间多有志士毁家纾难，卖房子卖地支援革命，才能勉强得到三万元；可是康、梁举手投足之间，就弄走了二十多万。
改良与革命，是当时中国前途的两大选择，均属“风险投资”性质。但“保皇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显然高于后者，又是投资地产酒楼，又是办书局报刊，圈到了不少钱，甚至康有为还能“娶日本老婆，炒墨西哥地皮，做加拿大股票”，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公款私图生意”。
而“革命公司”虽然成功实现了“收购合并”，在财政上却是举步维艰，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捞钱天才相比，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所以，才非得在理论和气势上先压住保皇会，为的也是日后的筹资发展。
钱哪，革命党人也要吃饭，更要买武器起义暴动，充满铜臭却又难以逃避。同盟会不象复兴会，有陈文强的工商业在背后支持，就只能走海外筹资这条路，与保皇会的竞争不可避免。
同盟会如此，连机关刊物《民报》的维持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对普通会员的资助和照顾了。
要吃饭，要住宿，革命的激情解决不了这最实际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正摆在回到国内的几个留学生面前。
因为《取缔留学生规程》的事件，留学生们闹腾了一阵，便再也无人理会了。这情景让秋瑾失望之极，她认为中国人办事总是虎头蛇尾，从此反出同盟会，不与留学生共事。
女侠秋瑾，与同学姚洪业等人回国，他们取路上海，本打算在上海办一所学校，可资金不足。时日一多，连生活都成问题，不得不先谋生路，再求革命大业了。
“……当我八岁时，我父母把我卖给了一个地主。我苦干十年，分文未得，所取食物，仅可果腹……”姚洪业无聊地停下来，读着乞丐的告地状。
一个接一个的告地状，一个接一个的悲惨故事，那广告式的词句让人觉得他确实倒霉，而那些悲惨的事许多人一辈子也许都碰不上几件。他又走了几步，看着另一个悲惨的故事。
“乍到上海，老天开恩，有一好人娶我为妻。可是不久后我夫为匪盗所害，我一文不名，丝厂和棉纺厂更嫌我身体瘦弱而将我拒之门外。我只好流落街头，忍饥挨饿……”一个憔悴不堪的妇女坐在地状旁，无精打采地低着头。
一个洋鬼子扔下几个铜板，这让姚洪业有些无地自容，赶紧避开了那妇女抬头注视的目光。
洋鬼子向前走，看着另一个地状，这人的叙述方法与其他人不同，状子的末尾写了一句既愤世嫉俗又乐天达观的格言：“多难之时的贫穷是那些有钱人买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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