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倒是没有生气。
包统的问题并不严重，甚至朱由检可以给包统一个新的王爵，以示对包统归顺的一种赏赐，让更多的人对大明进行归顺。
当初隆庆议和，可不是大明与俺答汗，也就是顺义王打输了，才议和。
大明的议和唯有打赢的时候，进行议和，只有在打赢的时候，才能在谈判桌上结束战争。是一种结束战争的手段。
所以总是有人在讨论澶渊之盟对大宋的影响，却很少有人讨论隆庆议和对大明的影响，因为隆庆议和的本质是大明对蒙兀俺答汗系蒙兀人的征服。
这种征服，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征服，同样有教化之功。
包统的汉名，以及他学习汉学，都是典型的例子。
不管是恩封顺义王爵系，还是开放边事贡市贸易，亦或者建立归化城这样的城池庇佑蒙兀遗民，都是大明彰显自己仁德的同时，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
而朱由检对包统的恩赏，更多的是一种处于树立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
国家主义，又名：名族主义（名民，防和谐。）
当然，有些人一看到这四个字，一看到民·族·主·义，立刻想到种·族·主·义，立刻想到昭和、**、独裁，立刻想到对外扩张，立刻想到发动战争，立刻想到尸骨累累。某些人的想象力唯有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就像是对着一个胖子说少吃一点高脂高油的食物，防三高是良心，对一个饿的皮包骨头的百姓说少吃一点防三高怕是石乐志。
大明一点名族意识都没有，何谈种族灭绝的土壤？
名族国家是一个中性词汇，它本身只是代表着一个拥有相同文化、习俗、语言、相貌、乃至饭食、衣着、笑话的族群，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而名族国家并非单独一个族群就可以完成。
它可以是一个族群共同体，由特殊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名族综合体。
而东亚这片广袤的区域，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拥有文化联系，拥有稳定的经济贸易的活动，拥有相同的心理素质，这一切都是大明名族化的根基。
所以包统的出现，并不会影响朱由检对大明的名族化，而是有利于朱由检的名族化的统治。
朱由检为什么会立根于名族主义，推动的大明的政权进化？
因为其余的意识形态，都抽象于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又抽象于客观事实。
客观事实产生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产生意识形态。
无论何种政治哲学诞生的意识形态，都带有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叫做异端。
政治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家们，通过对社会的观察进行总结，无论多么脚踏实地，都不可避免的出现形而上的讨论，理想化。
但是大明两万万人丁的思维怎么可能完全一样？
在总结出政治哲学本身的时候，就会出现对立，就会产生异端，为了消灭异端，无所不用其极，进而出现党争，进而出现让人匪夷所思之事。
比如大明朝的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就是类似于西党、浙党、楚党、东林党、京党、阉党斗来斗去的党争。
第二个叫做普世。
除了名族主义外，其余的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普世价值的倾向，它们往往带有极强的破坏性，破坏既定的政治框架和平衡，并且依照自己的理念，对既有框架进行改造。
而这种改造的破坏力，大明眼下压根承受不起，本就腐朽的王朝，若是强行用意识形态去束缚改造，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大厦倾覆。
第三个叫做务虚。
强调实践，崇尚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务虚，空谈，伴随着空谈出现的就是内耗和空转。
亦如眼下大明朝，朝臣们为了节省开支而上书请求裁撤驿站的诏书，其中有坏坯在居中谋求私利，但是更多的人在侃侃而谈，坐而论道，从来不脚踏实地的考虑问题。
也就会出现倪元璐这样的人，明明不坏，但是蠢了些，就会误入歧途。
第四个叫做教条。
何为教条？
就是攥着某些人的解释，反复的唠叨，孔子老先生都已经去世近两千年了，大明的儒家学子们，还在抱着两千年前的文章呓语，哪怕是王阳明的心学，依旧有无数的弟子以得到王阳明的亲手批注而喜不自禁。
丝毫不考虑这些两千年前的文章或者王阳明的文章，都有鲜明的时效性。
这些蕴含着道理的文章，慢慢变成了经文，经文又变成了教条，教条最后变成清规戒律。任何不符合清规戒律的解读，都是异端。
这四个特点相辅相成，不停的制造着地上神国式的乌托邦，理想中的世界，但是却脱离群众，脱离民众，脱离实际，渐行渐远。
而这些特点，大明的无为教和无为老母，完全符合所有的特点。
而名族主义，却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名族主义本身就诞生于客观事实，并没有政治哲学家的总结，没有政治哲学的出现，直接产生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自从北宋末年，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狩之后，名族主义的构建，就开始有了根基，而岳飞被宋高宗赵构所杀，本身就是在打断中国名族主义国家构建的进程。
而大明的立国，驱逐北元，复中华衣冠，本身就是一种名族主义国家构建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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