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三十两，是太医院定出的价格，太医院十七位太医，其实手里的痘苗也都是传下来的，他们必须要定期去接种然后取痘痂，再次储存起来。这个钱是太医院定出来的，惠民药局那边是不收钱的。”王承恩稍微详细的解释了下自己探听来的情报。
大明的明公们对于免费的东西是十分抵触的，所以太医院的太医们不得不标出一个高昂的价格，来表示这种痘苗的来之不易。
而在惠民药局的接种，却是完全免费的形式，这部分的钱，从明公、勋戚、富商那里已经挣出来了。
这算是另外一种信息茧房，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勋戚巨贾，明公以及富户，他们对于惠民药局那种免费的痘苗，都持有一种藐视，免费的怎么会有好东西呢？
这也算是大明朝特有的分配方式了。
这让朱由检感到了一种极其现实的魔化色彩。
明公们把持着信息，对人痘术忌讳莫深，从来不向下普及这种高明的手段，而太医们则是利用这种信息的金贵，构建了另外一套信息茧房，在惠民药局实行普惠式的医助。
谁的损失更大？
显然是被无为教等邪异蛊惑的大明百姓，他们生下了孩子，喝了一碗不知道什么的符水，最终还是要感染上天花，不得不摔死自己的孩子，丢弃在乱葬岗上。
在大明每生一个娃，都是女子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文现象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大明的妒妇现象如此严重，上到皇帝，下到普通百姓，女子妒夫，却没人认为有问题？
这可是封建社会！
这不是大明的女子地位有多么的尊崇，只不过是女子太少了的缘故。
摔婴是摔死得了天花的孩子，那么溺婴，就是人工筛选，将出生的女童直接溺死，就是一种残忍的、民间的、普遍存在的人口控制机制了。
摔死女娃，留下男的做劳动力，几乎是所有的人家默认的选择，母亲躺在床上，只能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活活溺死，却只能干哭，毫无办法。
出生，还是第一步的人丁筛选。
熬过了幼年时期，天生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之后，这些个姑娘，还要面对重男轻女的思想压迫，这种思想压迫，就导致了女童在成长至青年时期的生存问题。
而民间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童养媳遍布大江南北，富裕人家，从小门小户买一个女童，知根知底的同时，也是看着长大，轻易不会逃跑。
熬过了成长期的女孩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面临着生产问题，而每次的生产，都是一道鬼门关，但凡是跨不过去，就是一命呜呼。
在京师，成年男子与成年女子的比例为二比一，每两个成男男子，才会有一个成年的女子，这里的成年，指的是十六岁及以上。
女子如此稀少的情况下，妒妇蔚然成风，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童养媳的产生，就是富裕人家去穷人家里买女孩子，做童养媳，那穷人家，本来就不多的女孩子，在小门小户的世界里，就变的更加珍贵和稀少。
在洪武五年，天下初定，在经过了频繁的战争之后，大明的男丁已经经过了统一战争的巨大消耗之后，依旧是男多女少，京师、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媒妁之礼，六礼之费就高达五十余两。
而那时，一个蒙兀人披甲之卒的人头，也就五十两的银子而已。
为此，朱元璋在洪武五年下诏：古之婚礼，结两姓之欢，以重人伦。近世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其仪制颁行。务从节俭，以厚风俗，违者，论罪如律。
通过大明律的形式，对聘财进行了规定，结婚成本过高是要入刑的。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这条法律还被执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已经没人把这个当做一回事了。
而现在京师的普通人家的结婚成本，已经高达百两，是一个普通男丁，不吃不喝五六年才能够攒下。
不过大明百两的结婚成本，五六年不吃不喝攒下来，和后世那种动辄数十万的彩礼、又要房子、也要车子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至少在大明，女方还不会索要车驾，八抬大轿也就是结婚时候坐一坐。攒个五六年钱，还是能够讨到老婆。
穷不过三代，还不是穷不过一代，直接社会性单身，直至没有子嗣。
结婚成本过高，那解决经济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简单了。
北直隶的彩礼普遍在七八十两的范围，结婚成本百两以上，而江南，可不仅仅是七八十两了，至少的两百两起步。
经济好，只会让结婚成本更高，并不会让大明的光棍们有媳妇孩子热炕头。
高昂的结婚成本的目的是什么？传宗接代，在只能养活一个的情况下，选择性的溺婴现象，就是普遍存在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恶性循环。
溺死女婴，导致女子数量减少，结婚成本因此变得更加高昂，结婚的目的却又是为了传宗接代，如此反复几代人下去，男女比例失衡，社会问题加剧，就成了肉眼可见的社会乱象。
光棍们多会出现什么？
群小，流匪。
群小流匪也是要生存的，要吃喝拉撒，要衣食住行，他们也是要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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