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甄、廪丘上层建筑吸纳了当地贵族，搭起了稳定的架子，然后就轮到了地方的基层力量，国人了。
和晋国一样，在齐、卫，国人还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甚至还更胜一筹。他们有当兵打仗的权力，所以是贵族统治者倚重的中坚力量，国人人心的向背，往往决定着当地卿大夫的成败去留。
“想要真正地统治一个城邑，光让国人惧怕可不够，恐惧会驱使人服从，却无法让人心甘情愿地效命。所以吾等还得想办法让他们对本大夫信之，亲之，爱之。”
无恤提出的要求很高，但他手下有智囊张孟谈，不必事事都绞尽脑汁去亲力亲为，这位新近上任的甄邑宰微微思索后，便想出了一个主意来。
“要在国人中立信，莫善于货贷！”张孟谈当时如此说道。
货贷，也就是借贷之事，可以缓人之急，救济国中贫困的庶民甚至于贵族。
赵无恤读周礼时知道，货贷在西周时开始出现，周武王时便“分财弃责，以赈穷困”，周公还专门设立了周官“泉府”，职务是掌管市肆征收布帛，以及货贷之事。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卿大夫之间展开激烈的火并。部分贵族“蓄聚积实，如饿豺狼”，晋国的栾恒子就“假贷居贿”，也就是放高利贷，结果引发了国人的不满，为栾氏的覆灭积累了仇恨。
而有见识的卿大夫则纷纷向国民施小惠以市恩信，无息贷放成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张孟谈建议赵无恤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
“大夫，当年宋国的公子鲍对国人加以礼遇，宋国发生饥荒，他便把粟米全部拿出来借贷。对国内有才能的人，没有不加事奉的；对亲属中从桓公以下的子孙，没有不加周济的。宋昭公无道，国人都拥护公子鲍，于是他得以弑君继位，成为宋文公。”
赵无恤对张孟谈的这一想法深感认同，而且他也记得，自己的岳家司城乐氏也有过类似的事情。
那是鲁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发生饥荒，而当年的粟麦还未收割，民众困苦不堪。担任上卿的罕子皮根据父亲罕子展的遗命，给国人借贷发粮食，每户一钟，郑人没有挨饿，子皮也得到了国人的极大拥护。
宋国的司城子罕听说这一情况后，便在宋灾时效仿之，他请示宋平公，要求拿出公室的粟米借给百姓，让大夫们也都把粟米借出来。司城乐氏自己的家族借粮食给别人，却不写借据，不要求别人归还，于是司城乐氏威信在商丘一时无两，甚至超过了华、向和公室。
晋国的贤大夫叔向听说这些情况后，说：“郑国的罕氏、宋国的乐氏定能与国同休！二者其皆得国乎？施而不德，民之归也。”
叔向的预言准确与否无恤不知道，但宋公子鲍作了一国之君，宋罕氏、司城乐氏得以常掌国政，齐陈氏之贷则使国人“归之如流水”，增加了户口与实力。这些借贷都是以政治需要为出发点，作为一种收买人心，赢得支持的手段来实施的。
那么，赵无恤也要学习齐国陈氏，玩大斗借出、小斗回收的手段，赢取国人之信么？
“张子，吾等不必全然效仿，我倒是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赵无恤想起了一个前世听说过的典故，便将张孟谈献上的谋略初始版进行了一些更改。
……
七月的最后一天，名为乌氏之贾的邾射故来到了廪丘城下。
他从高唐出发后沿着濮水河南下，其间途径鲁邑高鱼。
高鱼有户近两千，人口一万多，也是一个有鱼泽之利的富庶城邑。但因为齐国数年内多次围攻鲁国西鄙的缘故，战乱方息，原本肥沃的濮北田野上少见农人，路经的乡、里亦多人烟稀少，行在涂道上，却似被扫了一遍，只见老弱，不见青壮，昔日“午道”东段的繁华不再，唯见杂草生室，狐兔出没。
但进入廪丘地界的羊角关后，邾射姑眼前却模样一变，此关看守严密，布局精妙，明面上只见五十多人分布各处看守，实则看不见的地方还不知隐藏着多少装备精良的兵卒，想要夺取可不容易。
“何况此关之北，还有高鱼……齐军越境而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将这里的地势暗暗记载了心里，打算回去画出草图，献给陈恒。
因为自称是乌氏的商贾，是来此交付赎金，所以邾射姑很快被放行。但车队却被一些突然来到的单骑控制，牛马车所拉的辎重和众人衣物内外都被检查过一遍，任何武器都被卸下。
邾射姑观察这些容貌年轻的晋人，却见领头戴着皮制小冠的骑吏打开金光闪闪的木匣时，虽然微微吃惊，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贪意。
随后，车队的车夫被留在了这里不得同行，而邾射姑也被塞进马车里，那些骑从下马上车，代为驾驭。
透过若隐若现的帷幕，他能看到途径的涂道和农田颇有一些农人在劳作，看来晋国大军过境，并没有大肆劫掠杀戮。路上的行人也熙熙攘攘，沿途庐舍也有人巡视，不复高鱼的凋敝，主政者恢复民生的能力可见一斑，而且外松内紧，不好图谋。
在颠簸的道路上又走了好几个时辰后，方才抵达了廪丘城下，邾射姑觉得这是故意绕了远道，想不到晋人的防范之心如此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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