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晋商
钱学明自破家捐资赈陕，被皇帝嘉奖之后，立马从一个人见人厌的破落商人变成了京师名流。朱有见积极嘉奖一个山西破落商人的“义举”，除了为陕西救灾之事鼓励富家捐款之外，还另有深意。此事与“晋商”的一段公案有关。
钱学明祖籍山西。至明朝时，山西自然环境已经恶化，本地物产逐渐不丰，山西人口的增长也是问题，朝廷搞了几次移民出省。但是治标不治本。不得已，山西人开始经商，是谓晋商。
明朝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政时期，宣大总督、出身于晋商的王崇古促成了明朝同蒙古俺答汗的议和，明蒙边境和平互市，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张居正死后，王崇古的侄子张四维继任首辅，延续了和平互市的政策。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以及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前面所谓公案中所指的“晋商”，并非一般意义上对所有山西商人的泛指，而是对特定的几大商人家族的称谓。
早在明朝初年，范家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当时由于女真兴起于辽东，与明朝敌对，其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资，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范永斗与其他七家商人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清朝入关定鼎后，顺治帝没忘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范永斗利用特权，不但为满清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这就是明末清初，晋商“卖国资敌”的一段公案。
后来范永斗的孙子范毓宾把范氏家庭的生意推到了从登峰造极的地步。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讨。当时由于路途遥远，且多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范毓宾得知此情后，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与弟范毓奇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从此，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为平定叛乱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
朱有见读到的历史资料中，非常一致地把晋商八大家认定为汉奸，称：“明亡于清，究其原因，根子还在于政事疏漏，与士人过宽，与庶民过严，商贾借士人崛起，无利不起早，心中无国家民族之所义，唯图方寸之所得，范奸永斗者，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在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清人如无铁器之利还至于如此迅速的崛起？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始，正是始于这类汉奸商人之手也，虽万世难消此恨。”
朱有见不这么认为。于士人过宽，于庶民过严，这是实情。但商人求利，何罪之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也。即便有“投机倒把”“非法经营”，那也是市场规则没有建立好，法治不昌。这不是可以随便对商人又打又杀的借口。明朝推行的重家抑商政策，对商人阶层而言，就没了任何对其忠诚的必要。明太祖时期的沈万三，一开始助饷于朱元璋，有大功，只是大功之下有些得意记形，又是捐资修城墙，又是犒军，犯了专制独裁者的忌讳，最后莫名其妙犯罪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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