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好好审视一下唐之后的辽、金、元、宋四朝的更迭灭亡，才能真正回答好陛下交代的课业。
在明之前更迭的王朝中，唐朝必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王朝里程碑。
无论是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科研技术和社会体系及其制度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包括后继入主中原半壁江山的辽、金其国体和行使统治的大概架构几乎都在唐朝留下的历史影响中打圈圈。
宋朝较之这几个朝代，算是一只脚迈出了唐朝留下的盘子。
唯独有着极其严重区别的，便是唐朝一直在想尽办法的进行中央集权，宋朝也在进行中央集权。
两朝同时中央，却有根本上的不同。
唐朝的中央是皇帝一人。
宋朝的中央就是中央，是皇帝与士大夫阶级共存。
只是皇帝的中央，是将政治制度和统治体系变成皇帝一个人手中的私器。
而到了宋朝，基于当时的历史吁求和一些政治上的交互因素，宋太祖和宋太宗定下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祖制。
政治制度和拥有对这个国家行使统治权、治理权的体系变成了公器。
即位列中央的每一个人都有权触碰。
而士大夫阶级不可能如皇帝家那般无二，父传子家天下的搞一辈传一辈。
士大夫阶级就好比活水一般，随着科举的举行不停的涌入新人和后来者，继而淘汰掉年迈者。
等到王荆公变法之前，这柄公器已经从专属于中央变成了专属于整个国家的士大夫集团。
这便是荀孟之变，荆、温二公两党相争足足持续了近百年之久的祸根。
每个官员都拥有使用公器的权力，互相之间自然可以进行伤害和讨伐。
这种制度的优点也一样明显，基层的官员可以根据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自行施政，而不用整天在‘法统’与‘道统’两党中摇摆不定。
不用纠结于到底是守政治还是守伦理。
这一点在《建文大典》政治卷中，陛下写过两篇文章，分别是《对王荆公保甲经制研究》与《宋史研究》，将两宋时期，不同党派思想之间的冲突展现的淋漓尽致。
多党争执的同时，中下层地方的政务运转依旧流畅，并且仍旧在恪守基于各地不同的社会复杂情况进行施政，保障了民生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
这便是为什么南宋时期经济、人口、文化及科研水平都在迅猛发展并且超过唐开元盛世的原因。
在政治制度上，宋与唐算是各有优弊。”
缓了一口气，许不忌润了口嗓子，继续说道
“蒙元国运不足百年，就在于其毫无明确的政治制度。蒙元王朝的官僚体系毫无制度化特征，完全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在摧毁原本已经趋于成熟的政治体系，行使专断且冷酷的统治权，无视社会吁求，迫使各个领域的矛盾在不停累加，直到在矛盾爆发下轰然倒塌。”
说道这里，许不忌已经简单讲述了唐宋元的政治制度导致的盛衰缘由，众人便更加严肃起来，因为说完了元，下面要说的一定是当朝。
“陛下以唐宋为借鉴，以蒙元为警示，规制内阁，就是在重新建立新的更先进和优良的政治制度。
公器归于中央，归于陛下之手，而后经陛下的允肯，转借内阁使用。
而后内阁再将公器的部分使用权下放到地方，既保证了地方政治运转的灵活，又免除了地方因为拥有自主独断权而在发生政见不合的时候可以互相党争而导致出现政治内耗的风险。”
如果没有朱允炆的横空出世，了解明史的都知道，明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与宋朝无二，都是皇权--官僚体系制度。
这个制度的优点就是稳定，更重要的便是因为官僚体系因为会源源不断的涌出后继者从而可以时刻保持着活力。
这也是明中后期，皇帝哪怕数年、数十年不上朝，这个国家依旧能够有效运转，且被整个国家过亿百姓普遍认可。
但这种将权力公器完全公用带来的风险便是政治权力的转移。
明朝从朱棣登基开始，文官集团的势力便已经坐大，形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和反压制。
说到底，就是开始跟皇权争夺公器的使用权和使用范围。
比如抱团对抗朱棣易储，阻碍朱棣迁都。
洪武皇帝亲命‘内臣不得干政’，这块巨石就镇在后宫，六个大字朱棣是一个都看不见。
培养内宦读书识字这个头就是朱棣本人开的。
先于京营设监军，后于边镇设镇守。
这都是宦官干涉军政的坏头。
而后复锦衣卫，加强特务机构的特权，都是皇权与官僚体系争夺公器的具象化手段。
所以才导致有明一朝，宦官之祸甚烈、东林党之祸更烈。
朱允炆登基之后，在一开始选择的手段一样与朱棣无二，包括添设西厂、强化了御前司下辖的特务机构特权，并且在不停的用尽手段来神化自己的地位，最终将自身完全神圣化。
彻底的将公器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待凝全国与一身之后，朱允炆才开始慢慢的释放权力，将公器借与内阁去使用，借与全国的官员去使用。
而新的官僚体系为了能够继续行使对公器的使用权，就必须在有限度的许可范围内行使职权，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唯一有资格做的，只剩下干好分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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