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样板工程
“顾哥，听你刚才的分析，难道你真打算将来自己搞电子厂生产斯坦迪康倒腾？还问给海军造反舰导弹的***厂进货陀螺仪和力回馈传感器？
这东西亚洲范围内有市场么？而且海军的厂也不可能给你供精密部件吧？我知道你认识海军装备规划所的章研究员，但那份交情顶不了这么大用吧。”
马风琢磨了好久，没能回过味儿来，结果就理解串了。
“谁说我要造斯坦迪康了？你这理解力有问题呐。”顾骜也被马风的误会逗笑了，
“当然，我不排除将来时机成熟，这个真能赚钱的时候，做做看。但眼下明显不是时机——我只是从刚才的探讨中，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会不会美国人目前最顶尖的民用技术，已经超过了我国闭关锁国多年后、军用的技术了？
你想，要是真买一台十几万美金的好莱坞精度最顶配斯坦迪康回来，拆开来逆向，万一里面的陀螺仪精度比鹰击-4反舰导弹上的陀螺仪精度还高、响应速度还快呢？这话不能多说，反正我心里有数。”
顾骜说着说着，也不想显摆了，最后半句已经是压低了音量。
三个多月之前，在伊拉克的时候，顾骜就跟章忠聊过对伊拉克推销国产新一代反舰导弹、并借此预期订单催促国内加大对“鹰击-5”的研发投入。
顾骜内心打的算盘，当然是赶上马岛战争前出货给阿根廷、给布列塔尼亚狗添堵，来年好为国争取更多利益。
章忠如今虽然名义上调去伊拉克的中建公司了，但顾骜知道他依然算是为国奋斗在秘密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这事儿应该有在推动。
但今天的探讨，让顾骜看到了进一步为国做些微小贡献、促进“鹰击-5”研发速度的机会。
在美国，加州是军用科技转民的前沿阵地。
事实上60年代中期以来，硅谷的飞速崛起，就是与NASA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后、大量军用航天电子控制科技的民间下沉有关。
摩尔提出摩尔定律是1965年, “阿波罗”计划的实施是61年, 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是69年。这几个点在时间维度上的纠葛，便可以看出其中端倪。
除了硅谷之外，南加州的好莱坞也与之辉映，一南一北堪称当时转民技术应用场景的双壁。很多军备竞赛中盲目上马的技术, 为了回个本, 往往在稍微落后于苏联新一代产品后，就逐步解禁, 在民用领域捞点钱回来。
换句话说, 只要某一样东西落后于苏联，那就是比较有可能转民用的。这种东西苏联人费尽心机弄去, 不一定有研究价值, 但对当时的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实话实说，当时中国的军工科技肯定是落后于苏联一大截的，所以“美国转民技术已经落后于苏联军用、但依然领先于中**用”的这部分差额, 就很有发掘的潜力了。
如果能买个回来直接研究，不比自己继续闭门埋头苦干要快一些么？
在今年1月份中美正式建交并互派大使之前，巴统对华的管制是比较严格的，当时的对华禁运技术物资，比对苏禁运还多出500多项——对苏是900多项，对华是1400多项。
（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一个北约对华约的技术封锁组织）
之所以当初要这么定, 就是因为美国人脑子很清醒：中国的技术比苏联还落后不少。
因此前面900项技术，是“对苏对华都该禁运，因为它们都搞不出来”的。
而后500项技术，就是“苏联人能搞出来，我们禁了也没意义, 反而少赚钱；但中国人还搞不出来，所以我们只禁对华不禁对苏”的。
现在, 因为美国对华关系改善，巴统已经不再专门做后续那500项“只禁华不禁苏”的差额部分名单维护工作了, 但也一时没正式取消。
对华“绿区技术”的禁运，要到82年才会正式撤销；再到85年则彻底将“是否禁运的审批权”下放到各个成员国, 而不是由美国统管。
国内方面，各个工业部的外事局，也是第一批感受到风向转变的。所以各个外事局的主要工作, 除了创汇之外,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检索有哪些曾经对我们禁运、但现在可以灰色状态解禁的东西。
一旦统计出来, 那就想办法搞回来，填补国内科研空白。
只可惜，因为外事工作管理还政出数门比较忙乱，刚刚打开国门第一年，大家都没有统筹经验，所以具体工作方式还停留在“部署国企有技术攻关难题解决不了、主动上报到外事局，然后外事局开始暗访海外引进可能”这样的工作流程上。
这就相当于后世那些高科技公司，市场部有什么需求，却无法快速传达到研发部。研发部有什么难题需要外协资源，供应链管理部又不主动了解、兜底沟通。
顾骜在一机部的外事局实习，也有半年多了。他的日常工作中，也处理过一两桩这种需求，至于看包处长和别的领导、前辈处理，就更多了。
以他后世在阿狸观察到的那种“快速响应市场与外协需求”工作模式，顾骜知道外事局目前这样一事一办效率肯定是很低下的。但他人微言轻，不可能有资格提出什么“制度建设”上的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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