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
“立国之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士橹……”
“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
“举国向商，遍地铜臭，道德日下，世风日下。”
……
……
“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彼辈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
……
皇宫里，陈鸣手中攒着一捏厚厚的报纸，自从八月初一刘文蔚以鸿昌纺织公司为例，向朝廷申奏制定律法，以保护工人权益以来，民间各地的旧儒派报纸就像撒开缰绳了的野马，一路从治国之道，立国之本，怼到改革后的钦天监了。
自从满清的钦天监成为了过去之后，再度有一批外国来的洋人进入了这个神圣的地方。而且这些洋人刚刚进入，就陆陆续续的抛出很多过去被遮遮掩掩的东西，比如日月食，木卫食，彗星、水星经过太阳的报告。这当中木卫食掩的观测有助于帮助决定经度，从而为绘制地图提供精确数据。彗星的观测对计算轨道也很有帮助。可在中国，这些都是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东西。
中国自古以来就尊从天象，找个千把年，日月食、彗星一旦出现，丞相的位置都会受到震动，因为那个时候这种天象变化直接与君王的品德操行相挂钩。明清以来当然是没有了，在西方，这些东西，很多还都是在中国土地上诞生的东西，早几十年前就已经公开了，正式的脱离神秘色彩，成为了一门学问。可在东方，还是处在隐藏中。
自南怀仁以下，多有耶稣会士在满清的钦天监任职。耶稣会士中有许多对天文有着深刻研究的学者，如戴进贤、刘松龄、徐茂盛、宋君荣，鲍友管等，他们的许多观测报告当然不可能在中国发表，但却能由他们的耶稣会士同事和欧洲天文学家整理发表。
在欧洲很多都成为了常识性的天文知识的东西，在中国却还继续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中国权利的最顶层，日月食、彗星等等天文现象早已经褪去了千年前的神话色彩。然在很多百姓和普通的文人士子眼中，那还是很有神话色彩的。而现在这些人就一举将这层神秘的面纱给摘下了。
过去陈汉钦天监的人从没有想过将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发到报刊上去。新到来的欧洲同事却抓住了这一机会，不仅赚到了不俗的稿费，还将自己的名声打了出去——天文算术馆。这是钦天监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成员主要是洋人，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引来了旧儒派的矛头！
现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明了他们的遭遇：树大招风。还整好赶到了八月份这个节骨眼上。
九月初一，大朝。
距离八月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一个月。
袁枚的第三次请辞被陈鸣批准了，但内阁很快又给他发了信函，外聘他继续参与编书工作。
可以说旧儒派是胜过一筹了。
而且在民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仅是学派竞争上的，还有诸多工厂也随之演绎。虽然国家还没有出台保护工人的权利法案，但很多工厂已经着手于这一点上。一时间刘文蔚的大名响彻整个中国，成为了万家生佛，不知道被多少工人家庭供在了家中。
但朝堂上两边的激斗，旧儒派与新儒派，包括被旧儒派称为金钱派的工商派的“战斗”，还在进行中。后者很大程度上对于儒家的道统并不感冒，只是旧儒派的攻击范围太大了，他们也只能为新儒敲一敲边鼓了。刘文蔚是抓了新儒派的要害，但是抓人者也被人抓，旧儒派他们自己的屁股下也不干净。两边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下，慢慢的新儒派就把旧儒派的气势给耗下来了。因为在朝堂上他们比旧儒派的力量更大更强。
国本之争在朝堂上早就已经被旧儒派抛弃了，当他们发现皇帝并没有因为鸿昌之事动容，他们就知道国本已定，工商资产是摁不下去了。然后他们就高举的是‘缓开’！
——暂缓开放，先行发展。
“彭大人既然认为我等此议不可行，会亡国亡天下，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彭大人确实另有良策，可以使我国机械数理之学赶超西洋，则臣等自当追随彭大人，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可彭大人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仅是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就可以超越洋人，赎臣等实在不敢相信。”熊炳章扛起了新儒的大旗。
这边彭忠瑞也是亲自下场道：“起奏陛下，臣等还是原先之见。算术、机械之学师从西洋定会惑乱人心，如果熊大人确实有把握，短短时岁里，就可以将算术之学精通，就可以将精巧的机器制造出来，上报君王，下伸民意，臣等自然拜服。可若做不到这些，却先失了人心纲常，那就不如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
旧儒派也是知道堵是堵不住那股洪流的，东西方交流并没有多长时间，但在往日被儒家视为‘奇淫技巧’的机械之道上，欧洲人的的确确走到了中国的前面，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机械之道确确实实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尤其是那‘铁牛’所带来的变化，完全是超乎诸多旧儒人士的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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