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刘皇帝说得风轻云淡，但众臣一听，便立刻打起了精神，都意识到了，财税问题或许才是刘皇帝召见他们的真正目的。
但同时，都不由得心生隐忧，刘皇帝对当下财税制度的不满，表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始终没有大动作，最多提出些能够让上下接受的改良意见。
此时，方罢一任计相，又提起财税问题，很可能是又动财税的脑筋了，这就不得不让在场众臣们多几分警惕。
与吏治一样，税制同样是一个牵涉广泛的问题，从老成为国的角度考虑，轻易不能触动。反贪除恶，对付的只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还可以算作是帝国的自我调节净化。
这财税可就不一样的，那几乎是把方方面面都牵扯进去的，不只是勋贵、官僚，地主商贾，豪强乡绅，还包括全天下的为大汉提供税赋的黔首，这是真不可擅动的。
当然，并不是不能改，让人迟疑的，只是不知道刘皇帝打算怎么折腾，这才是最让人忧虑的。哪怕刘皇帝还没有图穷匕见，在场的大臣们已然打好了劝阻的腹稿......
“臣等恭闻陛下垂训！”太子刘旸开口了，拱手向刘皇帝道。
刘皇帝眼皮子抬了下，不答反问，道：“太子说说，大汉两税制度，其原则是什么？”
闻问，刘旸思忖片刻，以一种谨慎的口吻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以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粟米......”
显然，在这方面，刘旸还是有些研究的，熟稔地说出几条大汉两税税制的几点核心要素。大汉税制，基本沿袭自中唐时开始推行的两税法，虽然到大汉有些细节上的删改完善，但要旨是没有多少改变的。
仅以税制而言，两税法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大进步，从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税赋制度向舍人税地的方向发展。
到了大汉，也沿袭其制，取其先进之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税法的核心原则，却在逐渐淡化，其约束能力，也在不断减弱。
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有限，并不足以支撑两税法的完美实现，而事物的发展一旦超过了客观条件，那往往是会产生问题了。
比较重要的一点，两税制下，土地买卖自由，土地兼并是不可不免的，甚至会以超出寻常的速度蔓延。而一直以来，刘皇帝又沿袭着自古以来，官府对土地兼并私有的控制政策。
当年所制定高额的土地交易税，便是其中举措之一，效果自然是有的，但究竟有多大，却是不容乐观，从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土地兼并成本呈现向卖地者倾斜的趋势，便可窥一斑。
一方面从法制上便确立了土地自由买卖的性质，一方面又想要干预土地买卖，控制土地兼并，这种自我矛盾的现象，在大汉朝并不少见。这也是刘皇帝总是想改变革新的原因之一，仅从个人视角出发，对这种矛盾便时感难受。
听完刘旸的回答，刘皇帝继续问道：“说得不错，只是这些原则，落实了几分？大汉每年的财税，是在逐年上涨的，但在具体的税务执行过程中，计税依据，贯彻了税制规定吗？”
“这......”对此，刘旸默然。
虽然此前没有深入地去了解过，但以他秉政多年的经验，以及同有司及相关官僚的交谈了解来看，在这方面，显然是大有不足的。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官员们，在税务工作上，是越发急功近利，倾向于完成任务了。至于税制，大多只取其简，图省便，至于遵从贫富均等原则，兼顾公平，大多只停留在口头上，甚至早就被抛诸脑后了。
各地官府，能用心细致地去钻研税法的，都很少，都算有良心了。当然，以当下大汉的政治环境，朝廷中枢权威正盛，各地官府并不敢太肆意妄为，至少在正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压榨剥削的情况很少。
不是没有，只是一旦出现，就被从重、从严处置。但可以想见的，一旦朝廷监管松懈，抑或出现其他状况，以肉食者的贪婪本性，横征暴敛、苛捐杂税都会纷至沓来。
问题是存在的，别说刘皇帝，这些长年治国理政的大臣们，也同样清楚。但从来没有人就此进言，原因也很简单，保守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为了保证税赋稳定，民生“安定”，不得不抱残守缺。当然，隐晦些的则是，在现行税制下，对于勋贵、官僚、地主、商贾而言，是十分友好的。
利益导向往往带来行动，即便有看出问题的，要么位卑言轻，没有发言权，要么就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何况，目前的税制已经稳定运行几十年了，朝廷每年财税同样稳定，余地很大，远没有到需要改变的地步，何必折腾呢？
“看你这么犹豫，想来也是见识到了不少弊处吧！”见刘旸沉思，刘皇帝说了一句，而后又瞧向李昉、赵匡义等宰臣，道：“在座诸卿，都是由州部提拔中枢，都有充足的地方治政经验，也都说说，大汉现行税制，在执行过程中，都有哪些问题，出现了哪些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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