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宁案就像一个支出水面的线头，不用力往上拽，永远不知水面下究竟牵扯着多少人与事。经过数日的发酵，有所牵涉的西京权贵们对于康宁案的态度，也都逐渐显露出来了。
大部分人多少是要过问一下的大部分人也都能稳得住，他们是不怎么信康宁能有多严重，又能如何牵连到他们。当然，这是对那些牵扯不深的权贵而言。
而有些人则不然，做贼总是心虚的，自审自量，都难以真正稳坐钓鱼台，能够坐望局面发展，容后而动，都是心态沉稳的了，坐不住的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察问干预了。
当然，众生百态，也少不了像国舅李业那般，视风险为机会，视危机为良机，暗地里蠢蠢欲动、磨刀霍霍之人，可是一点不少，尤其在李业的亲自邀请串连之下，动心者就更多了。
因此，往大理寺打招呼、探听情况的人明显多了，而目的也明显不尽相同，这也让大理寺少卿向敏中更加迷惑了。尤其是，当有御史明奏弹劾，责他审案不尽力，怀有私心。这样的指责，让向敏中既惊且怒，同时对留康宁案的迷茫与焦虑也加深了，更加谨慎保守，不敢贸然动作，将下面职官们想法压制得死死的，一切唯上命是从......
阳邑侯府坐落在北城，在西京内城的东北域，阳邑侯张永德则是一等侯爵，几十年过去，大部分功勋老将不是凋零，就是退居幕后，但总有少部分人依旧坚持在岗，处在军政权力的中心位置，张永德便是其中之一，时任侍卫司都指挥使。
夜幕降临，侯府也进入了一种宁谧而安详的氛围中，刚与家人用过晚餐，享受了一番天伦之乐，张永德照常回书房，准备读读书，看看一些重要消息情报，还未进入状态，便有仆人来报，谷阳伯来了。
谷阳伯乃是已故邢国公的外甥李重进，同样与郭家关系亲厚，但比起张永德一生的顺风顺水，李重进的际遇要明显坎坷曲折些，说他命途多舛或有些过，仕途多难却是勋贵之中公认的。
若是李重进本身不堪也就罢了，但偏偏不是。李重进虽有些性格缺陷，意气多发，冲动易怒，但他为人努力，做事认真，打仗也勇猛，对朝廷也一向忠诚，早年也立过不少功劳，又有郭家势力影响，提升并不慢，至少在早期不比张永德的升迁慢。
但是，每到升职的关键时刻，李重进总会出现些问题，或是自己捅了篓子，比如淮南之战中的杀俘行为，或者就是干脆打了败仗。
最典型的一次，便是乾佑北伐之时，与史延德两个人立功心切，贸然追击，狂飙急进，结果中了辽军埋伏，损了朝廷几千禁军精骑，教训之惨痛，使李重进成为乾佑北伐后少数不升反贬的高级军官，这对心中始终有股傲气的李重进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打击。
在后续大汉一统天下的过程中，李重进也捞到了一些仗打，立了一些功劳，但比起来同资同辈了一些将领已然落后不小。
开宝初年，刘皇帝赐爵授勋，有司经详细、严密、综合权衡后，议封李重进二等伯爵，刘皇帝也没有异议，赐封谷阳伯，而张永德的阳邑侯可是一等爵，这样的落差，让李重进如何能够平衡，因而长期处于一种憋屈与不甘的情绪之中。
开宝初年的大小战役，每一次李重进都会主动请命，但也都没有捞到什么出众的功劳，一直到开宝北伐，李重进已近五十，仍旧积极请战，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战争获得军功，争取荣誉，升升爵，提提待遇。
为此，不惜与小辈一道担任危险且辛苦的先锋差遣，结果出师未捷，旧疾复发，轰轰烈烈的开宝北伐，最终成为了一个看客，还是在靠近战场的地方......
开宝北伐之后，即便意志坚定如李重进，也不免心灰意懒，在开宝十年便开始隐退，先是自请调出禁军序列，被安排到燕山南道担任副都指挥使，两年后彻底退役，离开待了大半辈子的军队。
退出军队的李重进，开始步入政坛，并且到了地方官府，直接便从州长官开始做起，考虑到他没有治理民政的经验，当年赵普是打算在道司中给他安排个虚职先挂着，但李重进背景够硬，资历够老，最后跑了个商州刺史的实职。
然而，李重进终究只是个武臣，统军尚可，在治政上，实在没有什么可称道者。一没有经验，二少耐性，三还一心想着做事出成绩，最后结果，出的自然是乱子。
就在当年，因此秋税收缴之事，李重进行事过于操切，作风过于粗暴，结果激起了民变，为扑灭民乱，他又选择强硬镇压，搞出来几十条人命......
于是，当了不足半年的商州刺史，直接被夺职，李重进也由此彻底沦为一个闲人，并且一闲就是十几年。
这十几年，与一些勋贵不同，李重进在归养之后，很安分，也很适应，毕竟不乱军旅还是仕途，经历的挫折起伏太多了，退下来之后，反而看开了，竟然参悟出一些淡泊之志。
因此，李重进不是勋贵中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但绝对是最舒适、平静的......
如果西京有一张实时的热搜榜，那康宁案绝对位列榜首，一道惊雷霹雳，朝野俱动，许多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人都冒出来了，以一种让人惊诧、意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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