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阗国统治时期的和田城，毫无疑问是一座佛教城市，其城里城外、方方面面都充斥着佛家的文化氛围与印记。当然，这种情况在康军入驻之后，得到了不小的改变。
刘晔往费、隆二州迁徙的五万人口，基本都是出自和田及其周边的贵族、工匠、平民，当然，还有大量僧众、佛徒。又从康居国的“中央军所”（由王室直辖的营所、部卒、人口及土地）抽调了两支个营所及其管辖的万军民、仆从（本质上就是奴隶，因政治因素而改称）入驻，加强统治控制，融合改造风俗。
在对当地佛教的整顿改革中，佛教徒迁徙，佛寺裁并，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尤其将那人数上万的僧众充实大寺，进行集中式的管理。
拉瓦克寺是于阗国诸多寺院中的知名大寺，平日里信徒众多，此次巡察，刘晔还专门让刘文潜陪同着，到这座名寺逛一逛，看一看。原因当然不是刘晔对佛家教义突然感了兴趣，想听这里的高僧大师们讲经说法，只因为这座佛寺被刘文潜更名为“圣王寺”，并碑刻其间，以记叙刘晔的大功大德。
方方正正的佛寺之内，禅音阵阵，圆塔式的佛殿下，恭恭敬敬、屏气凝神地候着一干得道高僧，边上排开的是大大小小的僧侣弟子，不过，刘晔对这些人明显有些不屑一顾。
顺着礼拜道，穿过那一座座金光熠熠、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佛陀、菩萨、天王等雕像，刘晔脸上自然不见一丝一毫的敬畏，只是颇为感慨地对刘文潜交待着：“这些佛门中人，还是可以用一用的。对付ysl人，仅靠刀兵是不够的，宗教的武器，该用还得用，以毒攻毒，以教抑教。
只有从根本上，将ysl的遗毒从治下诸族各派人口身驱除，我们的统治，方能长治久安，我们才能真正在西域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世世代代地扎根下去，而不是像过去几十年那般，时时忌惮大食人的反扑，ysl军的东征......”
刘晔素来以刚强示人，但此时语气中，却流露出一抹怅惘，一丝愁绪，让刘文潜十分诧异，但迎着王父目光，不敢怠慢，反应极快地应道：“爹的教诲，儿记住了！”
想了想，刘文潜又禀报道：“儿已会同和州官属、佛寺商讨，再遣部分僧侣西迁，于当地建造寺院，供其讲经传教......”
听其言，刘晔偏头瞥了刘文潜一眼，颔首道：“愿意前去传教的，该有的名利待遇，官府定要保证！”
“是！”
来都来了，刘晔还是礼节性地接见了寺内的僧执，进行了一番言语安抚，并且享用了一顿寺中的斋饭，只不过，从头到尾，刘晔都穿着一身贴甲，冷冽肃杀的气质与寺院宝相庄严的氛围形成了一种堪称诡异的和谐。
临走前，刘晔又指着山门说了句，他配不上圣王寺的那个“圣”字，让寺院改个名字，于是，在王命指导下，圣王寺又更名为“明王寺”。
三日的视察后，刘晔便选择回疏勒，准备踏上东去洛阳的漫长旅途。不过，收拾停当，临行之前，刘晔因为一个消息，又不得不改变既定行程。
消息传自安西国河中城，大汉帝国魏王、安西国王刘旻，于建隆元年11月18日，病逝于河中城（布哈拉）......
自第五次汉伊大战之后，在刘旻的统治下，对西亚的ysl势力，安西国进入了一种“保守性扩张”的姿态。一方面对接壤伽色尼、齐亚尔国，保持着进攻压力，屡次侵入波斯，搜掠里海南岸，但又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小战常有，大战不起。
与此同时，刘旻又将绝大部分的精力，花在对内的整顿、改革上，尤其是对河中地区的深入改化。为了夯实强化统治，刘旻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实行了一整套政策办法，给上至权贵将帅、下至平民奴隶的所有人订立规矩，并且于平康元年正式颁布属于安西国的《大法典》。
刘旻在安西国做的，和世祖皇帝统治中前期的所为，实则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在既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融合兼创新，用了几十年时间，把大汉帝国搞成了一个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缝合怪”，但世祖皇帝的帝国，虽然具备一切封建王朝根本性的矛盾与问题，但其政策精华与统治理念却也发扬光大，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系并巩固着其统治。
相比之下，刘旻的安西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缝合怪”了，这是一个崭新的王国，从上到下，都凸显着矛盾与冲突。
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制度问题、经济问题......一切的问题，都是这个“缝合怪”身上触目惊心的缝合线。
在这个国度，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封建专制与奴隶扈从，汉文化与中亚ysl文化，东亚人种与中西亚人种甚至一部分白人，一切合理的不合理的都凑到一块儿了。
可以想象的，要把这些矛盾重重的人与事融合，使其和谐，安处王国的统治之下，是何等的艰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比世祖皇帝对大汉帝国做的事情还要困难。
毕竟，世祖皇帝虽然对大汉帝国做了诸多改革改变，但有些根本的东西没有变，帝国统治的内核没有变，形式改变，不离其宗，诸多政策办法，改革条例措施，也只是统治的手段，并且，能够供世祖皇帝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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