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学术界，理论家和实践家的界限还比较明显。理论研究者更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宣扬一些非常主观的个人理论。
而实践家们虽然对一些理论也非常认可，但是却很少有一种合适的方法来套用这些理论。许多实践家往往用自己的方式来解析这些理论，但是却很少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这一点后世其实也没有太多变化，文化研究这方面不用提了，就连理工科方面，两者也都分的比较细。
比如大部分人都知道的霍金，他就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学家，他的一生提出了许多自我矛盾的悖论，都是根本无法得到证实的。
所以他只是名声响亮，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他在任教的剑桥，想给他的办公室台阶拆了，用混凝土倒一个斜坡，方便他的轮椅进出，都被剑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要是真正受尊敬，剑桥会这样对他，敢这样对他吗？
周南的演讲从欧洲革命开始讲起，不得不提的就是老马和老恩。在后世，老马的地位比老恩要高的多，但是老马的一生却穷困潦倒，不得不依靠朋友的救济，要不是老恩，他早就饿死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理论家，虽然后世名声响亮，但是活着的时候，却有点悲催。
与之相反的就是老恩，身为一个贵族，却敢革自己的命。但是他不是盲目地革命，而是理论结合实际，只对社会的不平等进行改革，而不是盲目地提出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目标。
所以他的路最后和老马其实是有区别的。也因此他在活着的时候，却备受尊重，不管哪一派，都对他尊崇有加。
历数近代的革命，都充满了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历史的大势进程，偶然性却是每一次的革命都出乎发起人的意外，都偏离了原本设想的方向。
从法国的大革命，苏联的建立，德国的社会主义化，这些事实无一不是在证实理论和实际的脱节。
周南生动有趣地把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用一个个历史事例阐述了出来，向学生们提出了理论结合实际的重要性。
特别是他的演讲绝不说教，而是用生动的事例有趣地来阐述，这就引发了学生们的热情。
除了这一条宏观的演讲主线，周南在里面又加上了自己接受两种不同的教育，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副线。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又从微观角度来看待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加上一条宏观的主线，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演讲架构。
两个小时的演讲，台下响起了不下于五十次的掌声。学生们的精神都非常集中，这也就说明周南的演讲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演讲的成功，在之后的问答环节，周南也引发了学生们极大的热情。收集上来的小纸条，就有厚厚的一叠。
幸亏，这里面有许多问题是重复的，学生的代表也只是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提问了出来。
只有少数人对周南的个人生活有兴趣，大部分的问答还是集中在学术方面。比如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农耕社会和牧民社会体系的差别，大陆法典和海洋法典的各自先进性和优越性等等。
周南怀疑，有许多学生是不是把自己论文难点都拿出来考核自己了，但是这些问题又不能不回答。
不仅不能不回答，还要回答的漂亮，只有这样，这些学生们才会真正认可周南的实力。而从他们的身上，才能真正把周南的影响力扩散出去。
媒体永远只是辅助，只有学术界的认可，周南才能真正在文化圈立足。所以周南毫不厌烦，尽量将学生们的每一个问题都回答的完美。
当然，媒体的重要性周南也比任何人都清楚。
安排好了奥黛丽的演出，特意从卢塞恩赶过来的埃廷尼，主要负责的就是维护跟媒体的关系。
伯尔尼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斯坦普夫里等到学生代表宣布今天的演讲结束，没等他说完，就冲上了台。“周先生今天为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节生动有趣的历史课，不知道各位学生还想不想这样课程继续上下去？”
周南忍不住楞了住，有些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但是看到台下学生高声迎合，他的心就激动地砰砰跳了起来。
果然，见到台下学生们的热情，斯坦普夫里转向了周南，伸出了手说道：“周先生，我知道为了宣传你的著作，并且你以后还有更多的创作，不一定会有时间，但是我还是诚挚地邀请你，能担任我们伯尔尼大学人文学院的名誉教授。每个学期，能为学生们上几堂大课就足够了。”
周南的心里充满了激动，也知道这是自由民主党的又一扶持行动。因为斯坦普夫里，也是自由民主党的党员，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是有党派的支持。
也许，他们就是在等自己能圆满地完成一堂演讲，然后看效果，才有这个决定。今天的演讲是成功的，斯坦普夫里也就能够理所当然地邀请自己。
现在的大学还比较神圣，客座教授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滥竽充数的。周南虽然写了一本大作，但是毕竟面世的时间还短，真正的影响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这个时候能礼聘自己为教授，实在是有些高配了。
而成为了伯尔尼大学的客座教授，对于周南的名气宣传，会有无数的好处。最起码一点，一般的业界大牛，也不会因此就毫无底线地抨击自己了。因为抨击自己，就等于是抨击了伯尔尼大学，抨击了伯尔尼大学的一大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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