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辉听后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国朝初立直到现在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的阶段，职权的转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声。现在无论是先生还是司马君实和圣上都是倾向于借鉴唐代的官制制度来重设三省，在这点上学生也是深以为然的。”
宋朝从立国到现在在宰相制度上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
这样设置固然是有当年赵匡胤深深的打下了自己所经历五代时期的烙印，拼命加强皇权使之自己的子孙能够享受江山，就如同当年赵匡胤煞费苦心的撤掉宰相们的凳子一样，他不允许有人和自己平起平坐，这样极大的威胁到了他的统治。
皇家这么煞费苦心的建立起现在的一套官制体系毫无疑问是为了他们家族江山稳固，不过殊不知权力越是集中就越危险——他们想坐这个位置来独享大权，还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的做着同样的梦，所谓“高处不胜寒”一直以来都是王静辉自我警醒的名言。
皇权和相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对比才是最合适的，这个问题也是王静辉所考虑的——宋代之所以能够达到长治久安，还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文明，固然在统治上大大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但能够保持稳固的却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对比。在目前来看皇权明显是强于相权的，但依照新的改革体制精神，三省这样高层次的体制变动过后，相权表面上增加了，但为相者的数量也同样增加，除非所有的宰相都是一个心思，否则还不是皇权的对手。
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高官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的事。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以分其权。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时代更是把参知政事的地位又提高了一块——参知政事可入政事堂商议国事，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这就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而宋代所设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并使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
现在以唐制来重建三省，这个精神是皇帝赵顼作出的决定，这样一来就非常值得玩味了——改革过后将不会出现参知政事这一官职了，但多了四名副宰相，可以想象王安石肯定是坐稳宰相的位置，而现在的参知政事司马光、曾公亮、王圭等人将毫无疑问的变成四位副宰相。这样看起来三省的权力只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名称上不同了而已，但是最值得瞩目的便是六部——重建六部后将会多出六个六部尚书来，他们同样也有进入政事堂参议国事的权力，实际上六部尚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副宰相，这样一来光是宰相正副加起来就有十一人之多，宰相的权力在改革后不是增强了，反而是大大的削弱了！
“皇帝赵顼已经成熟了！”王静辉心中暗暗想到，同时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中别有深意的眼神。
皇帝赵顼提出了这样的改革精神，王安石、司马光等人自然心中是心领神会，唯独没有反应过来反而是他这个驸马——同样也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的人！王静辉一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捏了把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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