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特级勋章所获得者极为罕见，与王静辉一直有着紧密联系的徐氏便获得了这么一枚特级勋章，到现在整个大宋也不过才三枚，而且如果勋章够分量，还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最高可以到“公”级，仅次于只封同姓兄弟的“王”级爵位，比如徐老便是皇帝亲封的“博望公”！尽管这些爵位只是称号而已，但是其背后所彰显的荣耀已经不是早期“追认其一代两代先人七品官衔”所能够相比了，他们不会获得朝廷的俸禄，不过在政治上俨然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高等级勋章有质疑地方官员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冤案的发生，并且在地方官员考核问题上，当地有获得高等级勋章者也可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员的廉政产生了有效的监督。
对于这几年来新近出现的“勋章”一派，大宋士林和官僚对此并不是放在心上，不过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的商人数量增多，并且捐赠数额愈来愈高，王静辉根据这种趋势，也开始有步骤的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来促成朝廷给这些“勋章”派们提高政治地位。尽管王静辉当初这么做心中只是存着鼓励商人加大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并没有其他的想法，但是“勋章”一派也开始利用自己诸如“见地方官员不拜”、“公堂之上有座位”、“受审不得加刑”到后来甚至可以公开将有疑问的案件向巡回法庭申诉或是代为申诉，这大大加强了授勋商人的社会地位。
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王静辉心中有了更深层次的想法——扶植商人成为一支有分量的政治力量！尽管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过疯狂，中华历史上对商人的歧视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得到彻底扭转的，不过在王静辉看来现在形势开局非常好，也许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自己未必不会成功。毕竟王静辉现在也是隐约成为大宋商人的代表，而且出身于他名下书院的大宋官员日益增多，虽然这些官员无法和他的亲传弟子那样继承了自己大部分的思想，但是在他书院中除了开设经史典籍的课程之外，每个学生还必须选修一门诸如医科、数科、物科、商科课程，这样以来从书院中毕业的学生远比那些从传统书院中培养的书生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思想也和传统意义上的士子有着一定的区别。不敢说他们在商人态度上百分百和王静辉一致，至少也不会太过反对——毕竟他们能够读书顺利完成学业，所花费的金钱正是商人所提供的！
正是有了这样的意识，王静辉才进一步将“勋章”一族的地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高，到最后顶级的勋章可以获得爵位，甚至出现公侯级别的“勋章”商人，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也是水涨船高。
大宋统治高层对这样的变化也是持默许的态度，这些爵位不用花朝廷一分一厘，司马光不会反对；而商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能够节省朝廷在此方面的大量支出，对此王安石也不会反对。尽管保守派和新党都有一些官员对此颇有微词，但是大宋统治高层的默许，甚至还有些支持的态度使得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形成气侯，只是由于这些“勋章”派对一些案件的插手，使得刑部、大理寺等相关部门的官员非常有怨言，不过摄于王静辉所把持的大宋统计局对贪官污吏的严厉打击，能够走上这些部门的官员大都持身正直，抱怨也是指一些案件被移交给刑部和大理寺后，多半会牵扯出一些官员违法，大宋统计局紧跟介入的缘故。
当然，随着“勋章派”的政治地位提高，大宋朝廷对勋章的等级要求也格外严格，也不派出有些不良商人为了逃脱大宋律例的制裁，而在短时间内捐出一笔钱来买个勋章，在自己涉案的时候用来保命拖延时间。对此王静辉也提出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勋章获得办法——能够立时靠短期捐款而获得的勋章大都是低级勋章或是追认其祖先五品到九品官员，像能够将地方官员已经判定的案子直接驳回交由巡回法庭甚至是大理寺重审的，也只有高级勋章持有者才能够办到——这些高级勋章持有者不仅仅是捐款数量巨大，而且持续捐款时间长，大都能够得到“侯、子”级别的爵位，像徐老那样一开始就跟着王静辉每年至少向公益事业投入高达四五十万贯，并且连续快十年之久才可能会获得“公、伯”级爵位。
长时间、大投入使得高级勋章的获取难度极大，若不是真的有心于公益事业的商人，基本上很难有这个耐心办到。这也就保证了这些高级勋章获得者至少在地方上名望不是一般的高，基本上都可以被当地百姓称为“大善人”的级别了，这样的人急公好义，应该保证了高级勋章持有者的“正派、正义”的质量。
大宋士林对此的看法则是“有益于移风易俗”，在这样的主流思想下，勋章派至少迈过了奠基阶段，从而步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勋章派的形成对大宋的商人们内心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以来商人就费尽心机的寻找如何能够保证自己财产安全的方法，为此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去依附官僚。不过官僚们给他们的回报是充当官僚的赚钱机器，到了必要的时候却被官僚所抛弃成为牺牲品，自己的财产也会被官僚们瓜分一空，一个家族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一朝划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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