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和殿。
王珪如老僧入定般，站在御座最前的位置，始终一声不出。章越若不是看着对方眼睛还睁着几乎以为对方乃木雕一座。
章越觉得王珪比自己还似人肉背景墙。
至于王珪身后的司马光，王安石则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
大臣廷辩是很正常的事，但二人若没有什么大矛盾，差不多是一两句话点到为止，让官家最后有个裁断就好了。
而王安石，司马光二人初时还是一两句正常的争论着，但争论着争论着竟多了火气。
司马光因立储之功最大，从仁宗朝到今日一直是牛逼哄哄的，从先帝到当今天子都是要让他三分的。
当初濮议，其他反对的官员都被贬出京了，比如范镇，吕诲等也是建储有功的官员都赶出京去了，唯独司马光不能赶走，必须挽留在京里修书。
在濮议之事上，满朝官员都支持司马光。
如今新官家登基，为了曹太后的支持，彻底否定濮议之事，韩琦，欧阳修灰头土脸地下马了。司马光又一次赢了，他从始至终都站在了政治正确的一方。
人可以赢一次，难的是次次都赢。
如今司马光完全可以利用这声势聚集党羽，但他偏偏又不结党。司马光远比范仲淹当年面对的吕夷简更可怕！
如今则是又一次，当今天子要为一个有为之君，司马光再度反对，他是否能再度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
而此番挑战司马光的，不是官家，却是他最好的朋友王安石。
南郊之礼是重要典礼，大礼泛阶，大礼荫补都是一回事
皇帝挂了可以官升一级，到了皇帝生日时，官员可以为子弟求官荫补。
嘉佑元年时，官家取消了圣节荫补的规矩，这也是减少冗官的举措。
但南郊大礼时，官员们仍可以奏请恩荫，这是官员本分合得的恩泽，所谓的既得利益，至于两府官员的赏赐也是情理之中。
司马光与王安石最开始争论的时候，还是十分平静的。
此刻官家还未浏览二人奏疏，对司马光问道：“学士院对于宰执请辞郊赐的奏疏，为何不早报上来？”
司马光道：“有人请假。”
王安石闻言看了司马光一眼。
官家又问道：“王卿怎么看？”
王安石直直道了一句：“臣所写的都在奏疏里。请陛下广泛咨询臣下意见，再作圣裁。”
官家听了王安石这话里异，抬头问道：“难道有谁不同意吗？”
王安石道：“除了臣外，都不同意。”
听到这一句，官家震惊了，他不由看向司马光。
他刚才问学士院关于宰执辞赏赐的批复，司马光说除了他与王安石上疏外，其他人都请假故而没有上疏。
但王安石回答的则是除了王安石外，其余的翰林学士如王珪，吕公着，韩维都不同意。
章越心想，按照王安石所说的，这是嘉佑四友第二次站在他一边了。
不过事实确实是学士院里上奏疏的只有王安石与司马光，其他人则没有表态。
王珪依然如老僧入定，他是翰林学士之首，他也不同意吗？
官家道：“两位卿家与朕议一议。”
依王安石所言，司马光似第一次站在了大家的对立面。
但司马光镇定如若，第一个发言道：“陛下，如今国用不足，灾害又多，理应当节约冗费，两府大臣可以作个表率。”
王安石反驳道：“如今国家富有四海，郊赐不过是九牛一毛。节约不过几个钱罢了，反而有损国体。昔唐相常衮当政，宰相饭食由内厨供给，可用十几人，常衮向天子辞之。然当时旁人纷议，宰相主国政，若不能，需辞位，而非辞禄。两府辞赏赐，不正是如此。”
“如今国用不足，不必从节俭来下功夫，此非当务之急。”
司马光则道：“常衮辞禄是知廉耻，难道不如那些不知廉耻，还拿着高官厚禄的人吗？自真宗皇帝以来，国用一直不足，如何不是当务之急？”
王安石道：“国用不足是因为国家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道：“何为善于理财，按照古代理财者，恨不得人人尽征其税，如此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是国家之利？”
王安石道：“这是横征暴敛，而非理财。善于理财的人，可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到这里，二人虽你一言我一语，大致都是正常的辩论。
但听了王安石这一句，司马光却突然变色道：“民不加赋国用饶，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司马迁曾因此讽刺过汉武帝。天地所生，财货百物，都有定数，不在官即在民。”
“桑弘羊所言民不加赋国用饶，不取于民，取于何者？君不见，汉武帝末年，群盗蜂起，以绣衣使者捕之。此事有史可察，不见前车之鉴吗？”
司马光色动，显然是有些上了火气了，辩出了几分真火来。
听了司马光，章越深切体会自己与曾布说的话，为什么要经史娴熟？
至于以史为鉴，不是说说而已。
正如当初踩过的坑，都成了自己人生智慧。
历史从不会忘记，但会不会矫枉过正就不知道了。
再说经，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的是，国家有钱没钱吗？
不是，他们之间是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经义之争，围绕着开源还是节流争论。
开源就是大政府，节流就是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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