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日本的产业从一开始也是很弱小的。而日本的市场更是比我们要开放的多，也根本不可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资本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
“但是在日本，没有日本血统的企业却很难立足。这是怎么做到的？最首先的一点，就是产业政策被日本的通产省所严密的保护了起来。”
胡文海在重生之前，对经济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研究——他的本职是工程师，又不是需要研究或者制定政策的决策者。但正所谓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如今的这番话反而是这几年看了一些书之后，结合了曾经历史上未来的历史走向，而得出的思考结论。
至于说正确与否，其实他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把握。而且就本时空而言，所谓正确的经济规律是否还能起到作用——端看那些研究胡文海商业案例的商学院教授头上的头发还剩多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日本通产省拥有极大的权力，战后日本首相中也多是有通产省出身。而通产省权力的最核心，就是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权。以日本最发达的电子产业为例，日本的电子产品基本被本国企业所垄断，那么是英特尔、IBM和其他跨国电子企业没有竞争力吗？”
如今在坐的三个人都是有条件出国、而且出国很多次的人，仔细回想一下，确实日本的电子产品极少有外国品牌。东芝、索尼、佳能、松下、日立、NEC……，这些在世界上都叫得响的企业，几乎吃掉了日本电子产品市场的绝大部分。
但要说因此就论断日本产品竞争力更强，九十年代以来的日本电子工业大退潮，却又很难得出这样的论点。八十年代的时候，日本内存确实曾经横扫美国，但现在内存市场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手中。
从1990年开始，日本电子工业的全面败退，又使得日本工业的保姆通产省备受指责。
当然，这里面原因非常、非常的复杂。通产省铸就的政策和标准壁垒，究竟对产生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画地自牢；通产省受到的指责，是国家指导产业的模式失败，还是发展壮大的财团开始不满通产省的指手画脚；是日本对美国政治上的先天弱势，还是通产省庞大的政治资源被群起而攻……
任何一个方面的论调，都能写出上千本研究著作来——上千可不是虚数，而是保守数字。
“日本的电子产业，就是研究通产省的最佳样本。在面对美国在电子产业上的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通产省为了保护本国产业不被扼杀，便采用了一种铸造标准壁垒的策略。”
“如果你们对日本电子产品有所了解，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日本电子产品经常使用一些与欧美电子产品不同的接口、格式，甚至是技术体系。”
很遗憾因为时间原因，胡文海还拿不出最有力的案例。这方面最能体现日本人思路的，其实是日本的移动网络。在2G时代，全世界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是GSM制式、要么是CDMA制式，总要在两者中间选择一条道路。
只有日本人选择不走寻常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通产省领头建立了一套全部性能都逊色于另外两套制式的第三套制式——PDC通讯标准，可想而知全世界只有日本采用这种标准。
但也正因如此，日本国内的移动通信市场几乎为日本企业瓜分，外国企业根本进不去。即使发展到3G、4G时代，同样极少有国外企业能够在日本市场上生存下去。因为日本手机是一机一号，手机只能在运营商那里购买，根本不是开放式的市场。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政策保护下的日本手机企业，确实曾经显赫一时。但是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在市场竞争之中死了个干净，哪怕有日本运营商拉偏架，也只能允许苹果、三星和华为进入国内市场。
这么一看，通产省的这种产业政策壁垒，多少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感觉。
“我们需要一个中国的通产省，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通产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走出去，而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躺着赚钱，这是在日本通产省身上学到的最有价值的教训。”
胡文海说到这里，经贸办的林霞忍不住皱着眉头，小心翼翼的问道。
“胡总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比如说我们要开放农产品市场，谈判的时候可以大方的签字，然后在国内制定一个大豆市场标准，然后以我们国内大豆的品种优势写进去，导致美国大豆不符合中国大豆标准，这样签了字也没有用？”
林霞动了动嘴唇，到底还是没有忍住，反问了过去：“美国人是讲法律，但也不是傻子，真的这么做了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我们能在国内制定针对性政策，难道美国不能？大家都搞起标准壁垒，美国人的技术水平更高，倒霉的肯定还是我们自己吧？”
“你这个理解可不对。”
胡文海看出了林霞眼中的不信任，显然能提出标准壁垒这种方案，在她眼里就是一副资本家要利用政府关系独吞国内市场的变相手段了。
“我提出标准壁垒这个方案，是吸取了日本通产省教训的。首先有一个前提条件，制定标准的目的决不能是让国内产业在国内舒服的赚钱，而是必须以‘走出去’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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