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前后后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中华革命党总算在广州和香港站稳了一定脚跟。不过如今的站稳脚跟并不像是大革命时期那样，意味着已经完全可以掌握一个地方的政权，或者获得该地政权的支持。仅仅只是有了几个比较安全的落脚之处，以及一定规模的组织成员罢了。
今时非比往日，二次革命的失败给革命党造成的损失实在太惨重。
在香港九龙加士居大道南部街角的地方，是一栋前不久才刚刚粉刷过外墙的三层小搂。这里便是中华革命党在香港的秘密分党部，如今英国人对中国革命势力的政策不算友善，所以在对外活动上仍然需要有所保密。
原本这栋小楼已经很是破旧，革命党人经过一番周转才好不容易接下了楼房。后来一直因为经费不济的缘故，就连小楼的装修和添置陈设方面都拖拖拉拉许久，直到最近总算从昔日同盟会故人那边筹集了几万元的经费，这才有机会将小楼简单粉刷了一遍。
之前负责香港分部运作的人正是胡毅生，然而就在两个月前，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亲赴香港统筹党务，并且全权负责组织反帝制和武装讨袁的前期活动。对于廖仲恺来说，从日本出发时还是信心十足，更是坚决的希望能干出一番大事来。可当他到达香港之后才发现，如今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了重大的不同，革命活动也不再想早些年那么容易筹划。
在已经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香港分部的革命活动只能用“举步维艰”来形容。
除了勉勉强强改善了筹集革命经费的情况，以及与云南、四川取得了一定联系之外，廖仲恺几乎就没有再取得任何进展。他是寄希望于唐继尧能够号召西南诸省的军队组织讨袁军事力量，虽然之前的接触彼此留下了好印象，也初步磋商了合作计划，可随后便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几乎完全失去了联络。
香港和广州早先都有派人在广西、云南常驻，而这些常驻的联络点同样是没有收到什么进一步的消息，一切就放佛之前的联络只是一场梦罢了。
就在廖仲恺以及中华革命党陷入踌躇困境之时，前不久在外面收到的一些小道微言，多多少少改善了目前的处境。
七月十四日的下午，负责前往广州打探消息的胡毅生总算赶了回来。
廖仲恺连忙让胡毅生来书房见面，不等对方稍微喘一口气他便迫不及待的问道：“可有什么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毅生脸色有些许的兴奋，他连忙点了点头说道：“我打听过了，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之前还上过报纸。我离开广州的时候还托人发了一封电文到上海，向肃仁贸易公司的一些旧友了解详细的情况，据说袁梓敬身边一名姓杜的副官这段时间就在上海这边，但是他们也不太确定到是怎么回事。”
廖仲恺微微皱起了眉头，疑惑的问道：“什么叫不太确定是怎么回事？袁梓敬的副官到底在不在上海，之前的消息又是谁放出来的？”
胡毅生叹了一口气，无奈的说道：“上海那边的回电很简短，话也没清楚，怕是肃仁公司那边也不知道具体详情。依我看，我们还得派人去上海。上海肃仁公司的老板就是林伯深，他之前还是国民党的党员，又与袁梓敬交情颇深，一定能从他那边打听到更多的消息。”
廖仲恺来回踱步凝思片刻，一时没有立刻回答胡毅生的话。虽然他对这件事极有热衷，也认为这是改变目前困局最好的办法，只是上海那边的情况还有许多尚未可知的地方，尤其是林伯深，从一开始就不是属于孙派的国民党员。不得不说，孙派和宋派之间的隔阂十分之大，即便表面上大家都能掩饰的很好，可背地里的明争暗斗却又是恶劣至极。
就好比说转移到日本之后，昔日国民党中宋黄派的资深党员大部分都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黄兴更是另起炉灶搞起什么欧事研究会。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欧事研究会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形同水火，时不时还会在一些报纸上发表文章来针锋相对。
诚实的说，廖仲恺本人是很希望那个能够化解宋黄派与孙派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次袁世凯称帝一事，完全可以成为两派之间重新联合的契机。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得到可行性的计划之前，他还是必须更为小心一些才是。
等了一会儿之后，胡毅生见廖仲恺没有回话，不禁忍不住再次问道：“先生，这件事，您到底怎么看？若是决定下来的话，我们也得尽快开始安排相关的联络才是。”
廖仲恺缓缓叹了一口气，颇有深意的说道：“当年在上海时，我们都是跟林伯深有过接触的，只是以前从来没有看重此人，只怕连孙逸仙都只是借助他家的财势，仅此而已。其实林伯深不是愚笨之人，党内怎么看待他，他心中必然是有数的。昔日我们不看重他，今日有难却还要找他，唉！”
他没有把话说得太透彻，但是胡毅生却听得心知肚明。
顿了顿之后，胡毅生有几分懊恼的说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家大义为先，还是个人恩怨为先，孰重孰轻，难道先生比我还有糊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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