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一日这一天是中华民国一次重大转折的日子，袁世凯在新华宫勤政殿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设年号为“洪宪”元年。前前后后折腾了两年之久，又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实际筹备和操办，袁世凯最终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而如今他已是盛年不再，虽然称帝带来的喜悦让他大感精神爽朗，只是身体状况已是江河日下。
在之前一个月时间的登基筹备中，北方各省先行进行统治和相关安排，以北洋政府掌控最紧密的山西、山东、河南、直隶、东三省等行省，最先张挂起来庆祝帝制的横幅旗帜。这些行省的行政单位和官职也都遵循中央的意思，即使进行了更新。
按照袁世凯亲自设想，中华帝国各地行省的最高民政长官为布政使，军事长官为将军。
由北洋政府掌控的几个行省最先宣布改为布政使暑司，督军府全部更改为将军府。各省议会统一进行调整，规定详细的议员人数和议会细则，一定程度上是规范了地方议会的制度，但实际上却间接削弱了地方议会的权限。议会名称也因此改为议事局。
又在这一天下午的时候，由新华宫发布褒赏申令，设立旧侣、耆硕、故人，又列赏了一百多位王亲公侯。其中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冯国璋为一等仁怀公，袁肃为二等昭烈公。而原本同样拟定为亲王的段祺瑞，却在正式公布的申令中被剔除了名字。
在申令发出的同时，紧随其后发布《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但是外界小道热议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大总统的侄子袁肃究竟算不算得皇室成员。若是算作皇室，袁氏子弟大多被封为皇储、亲王、郡王，可偏偏袁肃仅仅只是一个二等公，论亲疏关系居然连黎元洪都及不上。若不算皇室成员，那也意味着就正式跟袁肃划清宗亲关系，只怕必然又会引起一阵非议。
当然，关于袁肃的猜测也只是一些娱乐性质的讨论罢了，北洋政府内部却没有真正将这件事放在眼里。
到了第二天，湖北、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广西等省才勉勉强强响应了中央申令，开始宣布接受最新的政治改革命令，所有官职、形设等物一应遵照帝国规范办理。即便如此，这些省内反对帝制的声音犹然不决，甚至还出现“暴徒”公然袭毁帝国旗帜和形设之物。单单就在这两日时间里，各省均有暴动案件上报，一省之内少则五、六起，多则更是超过了二十余起。造成的公物损坏和人员伤亡总计损失超过数十万元之多。
相对而言，这些行省多少还能将帝制的命令执行下来，而在云南、四川、湖南、贵州以及广东、福建的部分城镇，从主要官员到下面的议会团体，乃至于许多商人、工人和社会名士都是坚决反对到底，根本就是拒不接受中央关于帝制的申令。
中华革命党在舆论声势上的攻讦达到了最高峰，一些地方分部机构更是擅自派遣敢死队，对拥戴帝制的一些地方官员采取谋刺行动。不过这些谋刺行动大多是失败告终，涉案人员尽数被批捕入狱，即便有少数成功者，所刺杀对象也都是一些虾米小角色，数人是遇刺受伤，只有极个别运气不好者是当场身亡。
孙中山在十一月二这天连续发表了两篇社论，其一是《举义说国民讨国贼书》，其二是《捍卫共和誓言书》。很快这两篇社论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西南诸省的军阀纷纷借势附言支持孙中山，海外许多华侨也被调动了积极性，为捍卫共和体制一次性汇捐八十万元。
对于国内这些不安分的声势，虽然稍微超出了袁世凯所预期的范围，但一切仍然可以说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几天之后，他以皇帝的名义向还没有遵行帝制命令的几个省、城地区发布最后通牒，勒令限期镇压暴动和执行帝制命令，否则将视为叛国罪论处。同时下令事发地区驻扎的北洋军，一旦逾越令期，可适当采取军事行动予以惩处。
重庆的中央陆军第十五师和岳阳的中央陆军第十二师在接到命令之后，第一时间摆出了备战姿态。但是无论是汤芗铭还是陈宦，又或者是下面的吴佩孚、吴光新等人，所有人都是各怀心思，无非是先做出一个表面的样子，接下来仍然会伺机行事。
随着袁世凯采取下达最后通牒以及相关的军事命令之后，西南军阀和中华革命党都意识到摆在眼前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峻，他们不可能还能再继续等待、拖延或者期待着其他更有利的时机出现。尤其是在四川、湖南等地的军阀，不断电报发往云南和香港，催促早日确定对策，否则他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向北洋军投降。
又过了两天时间，蔡锷由香港秘密抵达云南，在昆明督军府召集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西南诸省的军事领导人，也有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反帝制团体的代表。中华革命党这边直接派来了廖仲恺参加会议，全权代表党内来与西南各军事领导人达成合作细节。此次会议迫于目前局势紧促的缘故，整个会期并没有进行的太久，所有讨论的议程全部是捡最重要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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