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早在领受研究皖南形势的任务时，就曾经就北撤路线进行过反复研究。经过多次的考虑，在不想与国民政府公开撕破脸皮的情况之下，皖南部队北撤的路线可以选择的余地相当的有限。
在皖南周边复杂的敌情之下，皖南部队选择的行动路线总体上并没有大错。据杨震所知道的历史来说，这条路线绝对不能说是一条绝路。后来的失败与其说是路线上的选择错误，还不如说在行动上过于瞻前顾后，行动迟缓。
如果不是在行动的时候一再犹豫，失去战机。即便与三战区小股部队遭遇，在其主力未赶到的情况之下，一鼓作气冲出去，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皖南事变，不是输在战场之上，而是输在战场之外。犹豫不决，正是皖南事变失败的最终原因。
至于这个作为三战区少有的中央军精锐，在皖南事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四十师，杨震虽然很重视，但是始终没有认为这个师是皖南部队失败的决定因素。如果在事件之中，那位副军长能够听取军长的建议，集中兵力攻下星谭，这个四十师根本就无法拦截。
一句话，失败的原因还得从自己身上寻找。外部的因素再多，也只是起到了一个推动性的作用。缺乏正面作战经验，又固执不听军事指挥员的建议，对军事指挥员不信任。行动上犹豫不决、婆婆妈妈才是皖南事变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那位被直接送上飞机的前任，如果说皖南事变的责任全部推倒他的身上，那是不客观。但主要责任在他这个新四军的主要掌舵者，以及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身上，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出身的杨震不是那些没有军事常识的军迷，根据历史记载的只言片语，便草率的下了某一方面怎么样的结论。作为一名军人，杨震单凭一张形势图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在皖南事变之前，整个皖南对于驻扎在这里的军部，已经成为一块死地。
在周边复杂的情况之下，整个皖南到事变发生为止，甚至连鸡肋都算不上。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尽快的撤离，反倒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对局势判断与把握的能力，
而纵观那位副军长在整个事变中的表现，杨震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给予的妇人之仁四个字的评价。形势危急，甚至周边的敌情都不明，作为一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最应该做的就是指挥部队迅速的脱离险境。
这么做虽然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相对于全军覆灭来说，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要小的多。在事变之中，正是他的当断不断，犹豫不决葬送了整个部队。此人虽然作为中央局书记，指挥了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但他的长处更多是在党务方面，在军事指挥上却还停留在各自为战的游击心态上。
天时、地利都不在手中，再加上指挥上的优柔寡断，迟迟不下决心，才使得对手可以从容的完成合围圈。在发现自己被包围后，依旧是不能果断行事，大量的时间白白浪费在会议，甚至来回行军上。
对于这个人的人品，对党的忠诚和对敌斗争之坚决，杨震深信不疑。但此人在杨震看来，把握全局的能力稍差，尤其在军事行动上过于保守。虽然游击战争经验丰富，但是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相比，正面作战甚至是应变能力极为缺乏。让其掌握全局可以，但是不能让其负全责，尤其是军事斗争上。新四军的情况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他对军事主官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感，才是导致这次悲剧的最终原因。
正因为如此，杨震在被调往皖南之前，曾经再三要求中央恢复那位军长失去已久的党籍。虽然增补其为军分会副书记的要求，中央没有同意。但是至少可以改变这位军长，在新四军中相对孤立，不被信任的方面。
那个人虽然已经调走，但是作为新四军的组织者与创建者之一。加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其行事作风，给整个新四军打上的烙印太多了。如果不恢复军长的党籍，即便有自己的全力支持，在工作中始终是被动。
杨震一向认为，如果在皖南事变之中，那位已经被架空，失去了战场决策权，但能力却是极强的军长若是能真正的指挥部队。虽然损失不能完全的避免，但是全军覆灭的结局应该不会出现。
所以在中央要求杨震实际负起军事指挥责任的时候，杨震以自己对皖南部队战斗力不了解为由再三争取军事上还是由军长负责，战场上的决心还有由军长下，自己还是只起一个把握大局的作用为好。
只是杨震对于这位北伐名将出身的军长信任，但这位也许是之前受到的打击太多，军长明显却是因为某些原因而显得有些不太领情。也是，在那种被孤立以及不被信任的不正常环境之下工作了数年，换了谁也不会在短时间之内便对另外一个人充分的信任。
杨震的话音落下，军长却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点头道：“政委，就按照你的意见办。选择走茂林至溧阳一线。但这段时间我要同第三战区交涉，整个的军事准备工作还需要政委来主持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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