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在越秀山上镇海楼的大将军行辕向南望去，整个广州便尽收眼底。
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这座越秀山便是最好的佐证。
海拔不过七十余米，山顶建造观音阁、在山腰另建道观，镇海楼则修建在越秀山的山顶，俗称“五层楼”。建于明朝初年，地方官员为了加强守备防御倭寇，取“雄镇海疆”之意，在山顶建成镇海楼。镇海楼高28米，宽约30米，分5层。楼顶及各层挑檐均为琉璃瓦盖，下面两层的围墙用红石砌建，镇海楼两旁有长约数百米的包砖城墙，是扼守广州的重要战略支撑点。。
在现在的历史上，这里是广州博物馆所在地。
不过，眼下，这里是奉旨督办两广剿抚事宜、龙虎将军李守汉的行辕所在地。
一队队手持长矛，腰间悬着佩刀的近卫士兵，从镇海楼内一直排到了越秀山脚下。
在山脚下，广州官员的轿马车辆仪仗挤得乱糟糟的，百余位各级文武官员手中捧着手本各自具束衣冠，武将们佩刀背弓盔明甲亮等候着召见。
众人心中无不忐忑，不住的掂量着手本中礼单的轻重，不知道这份礼物能否保住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
守汉于崇祯十年十月引军万余进驻广州，之后左军第二镇统制陈天华便令廖冬至等人立即接管了广州水陆防务，各处城门、衙门皆有南中军把守。
也不怪官员们忐忑不安，广州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多年来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官员们弄钱的热情要远远的大于整顿军备、训练士卒。若不是武备废弛，也不会让区区的乱贼席卷两广，让威德尔的几艘武装商船打到了广州湾，炮击虎门。
英夷东印度公司威德尔的武装商船船队自从进入了广东水域之后立刻发现这里与南中的明朝官军几乎是两个世界。
水师的船只窄小破旧，船板单薄，火炮口径大小不一。船破炮近药力差，装备如此简陋低劣，训练水平更差，较之西来时遇到的南中军水师，便是海军同小渔船的差距。这是威德尔等人对广东水师的评价。
见这里的官军实力太差，各处又是风起云涌的乱贼遍地，小股的打家劫舍，大股的劫掠州县，甚至是割据一方。这些英吉利人表面上被他们鼓吹的绅士风度便随着海风吹回了阿尔比昂老家，骨子里那点海盗血统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威德尔船队1637年6月27日抵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英国商船的到来使葡萄牙人感到为难，因为这时候的澳门已经归属于葡萄牙复国军建制，实际上属于南中军的藩属一类的角色。之前所从事的果阿、里斯本的贸易航线已被荷兰和葡萄牙复国军舰队所分享。而往长崎和吕宋的贸易航线，也被郑家和南中军分享。而且同长崎的贸易也因为郑家的缘故，而变得十分的不稳定。这样就只剩下吕宋一处仍然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但贸易额每年仍达150万元以上。如果任由英国人开辟中国市场，打破其对中国外贸的垄断，则葡人仅存的一点贸易利益也将丧失。出于为自己的饭碗考虑，澳门葡人对于葡萄牙复国军总督冈萨雷斯将军的指示，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不允许英国人分享澳门的贸易特权。
但是，葡萄牙人又自忖没有能力能够将远道而来志在必得的英吉利人赶走，于是，便祭起了一个法宝，“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葡人在明朝香山县官员面前搬弄是非，将停泊在外洋洋面的英国人说成是荷兰人，为了报料罗湾战败之仇前来骚扰，应于驱逐。葡人又从澳门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
威德尔见到澳门贸易已无希望，便于7月底启碇前往广州。8月8日，英船到达虎门亚娘鞋（Anunghai）停泊，虎门炮台守军鸣炮示警。威德尔蓄意挑起事端，下令扯下圣佐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架势，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
这样一来，局面便无法收拾。
熊总督就算是脾气再好，再主张安抚，别人都打到了你家门口了，如何不还手？
但是，考虑到自己马上就要离任，这个烂摊子，还是交给别人去收拾吧！
于是，两广总督衙门派葡人诺雷蒂（Pallo Noretti）作为代表出面交涉，威德尔才把大炮归还，同时派出两名商人随同诺雷蒂前往广州城。他们登岸之后雇请民夫将船队所携带之南中国货物卸下，运往广州，随着车队进城的商人还携带西班牙银币22000里尔，一万南中银元以及2小箱日本银币，作为购货之用。
本来事情似乎有了向好的一面发展的态势，但是，不知道威德尔这厮是不是窥探到了什么虚实，或者是有人向他通报了广州城附近明军空虚的军情，率领船队沿着珠江逆流而上直驱广州。
广州作为省城重地，自然不能容忍逆夷猖獗。广东水师虽然比不上福建水师那么军容强盛，但是因为有南中军在省城附近剿贼，胆气也是颇为雄壮，出动了大小船只驱赶英吉利人的船队，并且用火炮轰击英吉利东印度公司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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