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家丁们，以南中军的军纪看来，都是些刺头，不遵守军纪，甚至是带头破坏军纪的兵油子、**之类人物，都是些不合格的兵，但是，放在如今大明各地军镇之中，已经是最主要、最核心的作战力量了。
这也就是难怪，为什么号称数万人马，居然对英吉利东印度公司商船队的区区五条武装商船、几百名公司保安而束手无策的原因。
潮州参将夏之木披了一身的铁甲，系着一件大红锦缎制成的披风，在自己的认旗之下倒也显高大魁梧，威风凛凛。不过此时他也是脸带艳羡，目光不时扫视站立在自己旁边的廖冬至旅的士兵们，仔细的用目光打量着站在铁血十八星军旗之下的那些士兵。
那些才是好兵，俱都是挑选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身材结实，严守纪律。在江风卷着从珠江上袭来的阵阵水珠掠过各个军阵时，水气浸湿了他们身上的盔甲衣袍，但是在这种天气情形之下他们依旧只是持枪肃立。
从当年的广东总兵官戚继光、到后来的俞大猷之子福建总兵俞咨皋都曾经对广东军队有过影响，都试图将这扼守南海的广东军队好生整顿一番，奈何，一件事，钱粮！
从万历后期，随着所谓南倭的逐步被平息，加之辽东反贼的兴起，明军的战略重点逐渐北移，这被数代人经营的南海防御体系便逐渐荒废。
以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南澳为例，最初南澳游兵原有兵员1835人，各种船只40艘，至天启二年（1622年）减至874名官兵和34艘战船，到崇祯十年（1637年），只剩下8艘战船和721名官兵。在嘉靖年间设立的海防六座水寨之中，只有在琼州的白沙水寨，因为守汉的手早就以协防的名义伸进了白沙水师，这才保持了原有的规模，不过，是水师左翼的实力罢了！
随着战略中心的北移，加上国家财政的日益困难，便无法供给庞大军队的粮饷需求，必然削减钱粮，只满足一小部分所谓精锐士兵的物资待遇。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应到军中，将领也必然将这部分粮饷，用来优先供应自己身旁最忠心，最有战斗力的亲兵护卫。如此，必然出现许多兵为将用的情况，这就导致了明末的家丁制出现。家丁的作用是矛盾的。一方面，各边将召用家丁， 厚其养赡，用备前锋，每遇征战，家丁当先，弱兵随之 ，可以鼓勇取胜。所以当辽东一度革去大部分家丁，并且存留下来的家丁也只支给单粮时， 一时亦觉省饷，以后辽兵遂不能战 （《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二李化龙《摘陈辽左紧要事宜疏》）。
另一方面，家丁盛则将领专倚之，忽视一般士兵， 厚养家丁，而以营兵充其役，驰其马，且听其骚扰，朘军食而供之，家丁盛而军心离矣 （《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六戚继光《练兵条陈疏》）
为了豢养这些家丁，带兵将领们则是大力克扣其余兵马的粮饷来供养这些人，常常有兵册上兵额数量万人，而实际能战之兵不过千人的事情发生。
而且随着带兵将领的升迁调动甚至是离职，这些家丁私兵也随之而去，这就形成了用国家的军费而为带兵官豢养私兵的怪现象。
此类军队怨气十足，战力极差，胜时一拥而入，败时溃逃千里，就算将领身旁有部分英勇善战的亲兵家丁，也扭转不了这种恶性的局面。
将领手握精锐重兵，也必然有军阀化的危险，只注定自己小团体的利益，忽视了国家的利益。朝廷花重金养出来的军队，反而在关键时刻。有投敌叛变的危险，明末这种例子太多了。
明亡时的宣府军，关宁军，南明的数镇军队，都是如此。
当然，大明家丁制度的产生原因是复杂的，没有私兵，便容易为他人左右，特别是朝廷。
家丁，兵为将有。军将侵军饷厚家丁而薄軍士。厚此薄彼，那些被放弃的军士不是没有思想的机器人，被人视为废物，岂会没有怨恨？这些人在战场上往往是最先崩溃的对象，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局面，就算家丁们再能战，也无济于事。
而且家丁都是军官们的私产，很多人还是将官们的家奴，军官们除了侵吞军饷外，就是大量占有田地来养活自己的家丁。要裁撤军官们的家丁，谈何容易？这都是他们的命根，要断人命根，他们就会跟你拼命！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辽西的祖氏家族，祖大寿多次降而复叛，辽东军队也是多次哗变，但是朝廷压根不敢处置他们。就是因为祖家和后起的吴家有着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在辽东各地官将之中一呼百应，而且两家都有为数众多的家丁私兵。这也就是他们能够勒索朝廷，在朝廷与辽东反贼、日后的李自成大顺军之间首鼠两端的本钱。
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只是见势不妙，给自己找一块遮羞布，作为叛变投敌的借口罢了。
同九边军镇、北方各地官军相比，广东的明军之中，将领豢养家丁的习惯也是根深蒂固。不过，稍微好些的是，因为灾害不像北方那么严重，所以，普通营兵的伙食和营养状况比起内地根本吃不饱的情形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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