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有这样泼皮欺压良善的事情吗？”陈淑桢有点困惑，她不明白，自己努力守护的漳州，为何不能成为人世间最后一片净土？种种匪类横行霸道，强索钱物、淫辱女子，其恶行比之蒙元鞑虏，恐怕也不逞多让！
“琉球也有啊！”楚风抱着泥娃娃，一直送进了陈淑桢的卧室，他还不知道，外面的女兵们，已然笑倒了一大片。
“任何制度下面，都有罪犯的，就像人不可能不生病。只能说，好的制度能尽快清理掉疾病，而坏的制度下，疾病会愈演愈烈。”
陈淑桢点了点头，周文王治西岐，君是圣人，时为治世，也有画地为牢的故事，可见上古治世，也免不了犯罪之人，她沉吟道：“那么，大宋朝通行数百年的制度，就不行了么？”
制度问题，是楚风和赵筠长期讨论的问题，后来，讨论组还加入了侯德富、李鹤轩、文天祥、陈宜中等人，现代人、古代人、儒门大师、王佐权谋、匠户子弟，思想的碰撞中频频火花闪现，颇有几分真知灼见。
闹这半天，正经事还没开口说，此时陈淑桢见问，正中下怀，便细细的讲道：“唐朝时候，城市中划片区为市肆，专供交易，而其他地方不准经商；到了大宋，全城任何地方，只要有门面，都可以打开门做生意，此其一。
唐朝时候，彻夜宵禁，一年中只元宵开禁，晚上凭你什么酒家青楼，都做不得生意；到宋朝，通宵金吾不禁，官员百姓流连于勾栏瓦舍，彻夜不归都是常态。此其二。
盛唐天宝年间，全国户口近九百万，宋元丰年间一千六百五十万，唐朝十万户以上大城十余座，宋有四十六个。此其三。”
楚风目光炯炯的样子，让陈淑桢一阵心跳，转而细思，惊道：“原来到宋朝，比之古时城市大了许多，商业繁盛许多！则市井泼皮，必然也随之而盛！”
对！楚风点点头。
商业繁盛、市民社会的兴起，是宋朝的一大特征。
社会生活上，市民社会的烙印非常明显，比如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脱胎于宋单篇话本《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以及《大宋宣和遗事》，真切的描绘了宋朝社会。水浒，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市民起义，吴用是学究、宋江是押司、卢俊义是大名府员外、公孙胜是道士、戴宗是节级、李逵是牢子……主要人物，几乎都是工作、生活在城市中的。
文化上，唐朝之前，楚辞汉赋魏晋风流盛唐诗篇，流行的全是属于少数高层知识分子的文体，到了宋朝，歌女舞伎贩夫走卒都会唱几句柳永词，说书先生更是到处讲话本故事，市民文化基本上吸收、继承、乃至取代了文人文化。
商业和城市发展了，宋承唐制，政治制度却没有随之发展，或者说进步慢了，没能跟得上城市的发展。
唐朝时候，城市里住十万人，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夜间不营业，市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睡觉，城里有五十个衙役维持治安；到了宋朝，城里住了二十万人，居民区和商业区混在一起，通宵营业，人们晚上喝喝小酒，逛逛青楼，没事还撒撒酒风，小偷小摸的也跟着浑水摸鱼……还是五十个衙役，管的过来吗？
城市当中，必然成了“泼皮牛二”、“活大虫”、“镇关西”和“西门庆”的天下！
道理其实很简单，说透了，三岁孩子也能弄明白，楚风接着讲了琉球的治安制度，设立单独的警察部门，专管治安，警察的人数比过去的衙役捕快多了十倍、几十倍，办案从坐在衙门里等苦主报案，老爷坐堂发火签拿人，变成不分昼夜站到街上巡逻执勤，治安防控和破案并重……
“可养这么多警察，税赋自然取自百姓，百姓们负担得起吗？”陈淑桢于治世之道颇有涉猎，她还记得状元父亲“物力维艰”的谆谆教诲。
“琉球耕者有其田，十税一农民亦能饱暖，而府库充盈。加上商业兴盛，海外殖民挖掘金银，足可支持政府官员、军队和警察。”
十税一！陈淑桢几乎惊呆了，不是认为这个税率太低，而是太高太高，用横征暴敛尚无以形容，简直是桀纣之行！
不怪她吃惊，实际上，中国自秦朝后，上下两千多年，农税一贯是三十税一，只有西晋等短命王朝，在更短的时间段内实行过十五税一，已然是民不聊生了。
在历史的原本轨迹上，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一千六百万两银子，其实按粮食价格平摊到全国地亩，每亩还不到十斤稻谷，比琉球平均每亩征收三十斤白米，简直就是毛毛雨，却累得咱们可怜的崇祯同学背上个“敲骨吸髓”的十字架，几百年都甩不脱。
为什么西晋“何不食肉糜”的白痴皇帝十五税一就“人相食”，明末大约十五到二十税一就反了李自成张献忠？天灾，中国这么大，哪年没天灾？
关键是地租。硬邦邦的地租占了收成的一半以上，如果是江南的好田，如果一家租的多，最高达到了百分之八十！那么，在剩下的百分之五十到二十中，朝廷再征收个百分之七八，老百姓可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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