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府龙州县庙子垭镇衙门里，镇长许书平正伏在一张光板白木的桌子上写写画画，这座小小的衙门陈设极其简单，却无一不是有用的东西：
正堂公案后面悬着“宪法钦定，依法办事”的条幅，提醒公座上的官员也提醒前来办事的百姓，大汉皇帝钦定的宪法至高无上，官吏若敢自恃权力而践踏法律，必将受到严惩。
条幅底下的公案、公座用无漆白木制作，象征“天地神明不可欺（漆）”，而且并非像历朝历代的衙门那样设在高高的石阶上，而是与地面相平，进衙门办事的百姓，对官员们是平视而不是仰视。
大堂两侧，破天荒的设立了两排座位，不管是司法审判时旁听的人员，还是到此办事、等候的百姓，都可以坐在上面休息。
除此之外，只有公座背后一部大书柜，装着用印刷术大量印制、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大汉帝国各种法律、各种政策文件，这些都可以供百姓自由查阅，官吏们的行为是否合乎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当时就一目了然。
大堂之上，就是这么些东西，简单，有用为准则。
大汉帝国史无前例的把政权机构延伸到了乡镇，发达的本土经济、海外殖民地的贵金属采掘和远达东非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税赋收入充实了国库，也供养了一个空前高效的行政体系，若论效率的高低，或许只有以严刑苛法闻名后世的秦朝堪可比拟，但在规模上也无法望大汉帝国之项背。
当然，光有钱还不行，但楚风非常幸运的来到了宋末，故宋三百余年科举取士培养了庞大的士人群体，保守估计以百万人计，而北元以弓马取天下，数十年不开科取士，听到大汉招考官员的消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士人们几乎像过江之鲫一样蜂拥而至，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大汉的怀抱。
儒门弟子的终极理想是“为帝王师”，而不是“为帝王”，和最高权力合作是历代儒门的现实选择，后世的明太祖朱元璋以八股文取士，没人说半个不字，现在的楚风用新儒学和大汉法律取士，士人们自然要主动去读《四书新解》、《五经新编》和《大汉钦定宪法》。
有钱、有人，楚风很快就有了他所希望构建的政权体系，庶政官员们紧随着汉军北伐的脚步，把这一体系建立在所有的光复区。
七品以上，要么任用故宋时期有清名的官员，如文天祥、郑思肖、曾渊子等等，要么以琉球、临安政法学院毕业生充任，或者科举考出的进士直接任用，或者举人经学院培训除授；七品以下基层官吏，则三分之一选用本地贤良包括地方上的起义抗元领袖，三分之一留给汉军伤病退役中下级官兵，三分之一给科举出身的秀才。
唐朝时候，科举一科取士不过数十人，到百余人已是极多；故宋朝喜养士，也不过数百人；大汉帝国的行政机构延伸到乡镇，远比唐、宋规模庞大，临安科场一年取士数千，还在四川、荆湖、闽广、中原等地新开“恩科”，让士人们就近考试、就近做官，免得长途往来耽误时间，以便尽快建立完善基层政权。
除了临安的“正科”，闽广、荆湖等地的“恩科”，另外还有沿海各地开的“番科”——番科不是录用番人，而是取会番语、了解番事夷情的人，充实到南洋总督府、北洋总督府，分派高丽、日本、吕宋、三佛齐、占城等国事务。
乖乖不得了，大汉皇帝如此重士，各地读书人都是感恩戴德：大宋朝已是深仁厚泽到前所未有的了，可一科不过数百人；大汉呢，每年各地加起来上万！
食君之禄就得忠君之事，既然做了我大汉帝国的官，就得替皇上替百姓办事，对昏官赃官贪官庸官楚风可不客气，被谏议院、廉政局盯上的，一经查实该免职的免职，该治罪的治罪，罪大恶极的，杀头！
这不，第三军军从成都平原出发，沿德阳、绵阳一路北进，经广元取汉中入关陕，大军过境地方事务也变得异常纷繁复杂，原籍四川重庆府、恩科取为从八品镇长的许书平，就趴在桌子上写了老半天的文件，累得腰也酸、眼也花。
“唉～汉官不好当，这大汉官家的五两纹银，也不好挣啊！”许书平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话虽如此，但五两纹银、或者五百块钱，已能让一家人生活得舒舒服服了，娘子穿上了绸缎衣裳，儿子不再整天嚷嚷着要吃肉——这小子肉都吃腻啦！
尽管大汉官员的录取率比故宋高了几十倍，可考上汉官还是很不容易的呢，别看小小从八品，也是个朝廷命官啊！
许书平非但不会感到厌烦，正相反，他还非常得意呢！
四川被蒙元屠戮极度惨烈，犹胜过淮扬、常州，说什么十室九空、简直是千里无人烟！幸存者不是大山深处的山民，就是逃到合州钓鱼城一带，坚持到最后的人，基数就小、这里面读过书的人就更少了。
所以，四川各地官员，要么是大汉从别处派来，要么是在移民中招考的，像许书平这样的“老四川”官员，真正比大熊猫还珍贵，也难怪他有些得意。
看着公案上一大堆的文牒，什么邮政宣传、什么采买军需蔬菜、什么严防北元探子……许书平的头都大了，坐下怔怔的咬着毛笔的杆儿，自言自语道：“下午，下午等老席回来，我就把所有的事情推给他！对，我要下村里普法，还要宣传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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