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中国缠足风盛行，据《缠足史》记载：闽南谚语“小足是娘，赤脚是婢”，缠足标志贵贱，处于岭南的两广只许富贵人家为之，下层贫民女子不能缠足，广西缠足风俗发展得更慢，桂林巨室也依然有“盈尺莲船”。所以，以李秀成一贯的务实作风，择偶时一定会找个健康、勤快、能干的劳动妇女。
李秀成本人回忆当年参军时，提及“知道金田起义之信，有拜上帝人传到家中。后未前去，仍然在家”，还说“被团练之逼，故尔迷迷而来。”没想到授人以柄，某些刀笔吏正要从他的革命动机中找茬，于是下了判词：参加革命时觉悟不高，此为后来写可耻“自白书”的思想根源云云。其实，在“后未前去，仍然在家”背后有一个故事。虽说和通常意义上的“英雄救美”略有不同，但一样令人动容：大黎民间普遍传说，李秀成接到团营号令时，即向东家清算工钱，得了两吊铜钱上路。翻山到朝八社时，遇见一位贫苦农妇在社坛边分娩。地痞流氓诬她“亵渎神灵”，勒令她出钱给社坛“烧炮挂红”。产妇急得要投河自尽。李秀成睹状，深表同情，当即倾囊相助，为她解决困难。结果因为盘缠用罄，也就无法赶去团营了。这个传说正反映了李秀成一贯对贫弱者，有着发自内心的同情，以及他为人慷慨侠义的一面。
薄薄“自述”不可能尽录李秀成一生的风起云涌，这点小小善行于是就被忽略不计了。其他地方，只要他稍稍多记一点战功，就立刻被说成是“自扬、掠美、抢功、自我包装”，真是多说不行，不说也不行。英雄多情，更多无奈。
参军后，据李秀成回忆：“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拿惯了锄头的双手，突然握起了刀剑，从“秋毫不敢有犯”的虔信到响应“杀尽妖魔”的呼召，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起义军尤在筚路蓝缕之时，鉴于会众都是举家而来，为了严肃军纪和作战需要，上层决策者规定了男女分营拆散家庭的纪律。炮火连天中，小小兵丁连生命都没法保障，尚顾不到男女之情，卯足了劲杀敌而已。不同的是，首义诸王一边破坏群众小家庭，一边组织自己大家庭——以妻妾数量之猛增，提前享受帝王级待遇。
男女分馆的命令于1853年3月22日（即进入天京三天后）正式颁布，此前军中早已实行了两年之久，猜也猜得到，消息一传出民怨沸腾士气低落。据说，百姓争相自杀，“水面浮尸或仰或仆，拥挤莫辨”；军中屡生夫妇冒死同居获罪之事。骨肉分离和夫妻分居的严肃军纪走到另一极端，成了最不人道的举动，更别提诸王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不公现象。
1853至1854年“禁欲”期间，李秀成尚是一名普通军官，从右后四军帅升至后四监军，再升至二十指挥，先后镇守国仪凤门外高桥，随翼王安庆抚民，及镇守庐州、和州一带。工作方面很充实，个人能力迅速提高，但私生活相当单调。如果他的确是个正派人的话，那下了班之后只能眼望天花板发呆。野史上说他曾因偷看《三国演义》而受罚，所谓“叛教攻妖书”。看《三国演义》，又不是看《金瓶梅》，即使看后者其实也情有可原。
但其他兄弟们就各有各的不老实，甚至犯了比男女私通更令人作呕的大忌：即太平军中隐语“打铜鼓”（打童股）。按照规定，凡是军中的老兄弟，均可以将民间的俊美子弟收为义子或勤务兵。时人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曾记载这些少年“昼随马后夜床第”。尽管律令严酷，一经查出，与男女**同罪，五马分尸处死，但“比比皆然，互相回护”。据说北伐名将林凤祥就是被他身边童子出卖给了僧格林沁；另一大员李开芳被捕时派头十足，在十六七岁两**的挥扇陪伴下，施施然进入敌帐。那一阵子，太平天国的口号“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恐怕可以改成“天下多男人，尽是同志之辈”。
李秀成在这反人性的环境中生活了整整三年，他本人是否也曾笼罩在病态制度的阴影下呢？
其实，李秀成对待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态度素来阳奉阴违，并随着地位提高越来越大胆，例如太平天国明令禁止演戏，但忠王府中就有“戏台两三座”（李鸿章语）。也许官小时他还不敢，但以其谨慎聪明，金屋藏个娇也许不难，反倒合乎正常人性。不好色者，非人也，近乎神。男女相悦也还雅观，难道把他逼到另一个极端去倒好吗？
在这男女隔绝的两三年里，凡是爱情都是奸情，唯亲情让人温暖。但家人见面一定得按《天情道理书》的规定，“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距离要远，杜绝了肌肤相亲；大声说话，防止了私密交谈。比现在到深牢大狱探监有过之无不及。时人有诗云：“馆分男女泪泛滥，儿女夫妻见面难。任是金刚铁汉子，此时相对也心酸。”曾几何时，李秀成，一个孝子兼慈父，也是这样，忍着思念、扯着嗓子问候母亲和妻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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