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身为“协和帝”的他便退居深宫，再不问政事，一切政务全部交给阮文祥、尊室说和陈践诚三位大臣处理。
他又过起了象以前一样画画的日子。
但他并不知道，他的一切，都已经被人所知，他这样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久了。
今野岩夫打听到了顺化宫廷当中发生的一切，不由得暗暗冷笑。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越南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乱局。
而他又打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法国人那里，也开始了内斗。
法国东京总监何罗硭和东京远征军司令波滑少将之间的矛盾，他以前有所耳闻，但没有想到，他们之间会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而最近的一次激斗，则是源于一个来自法国本土的白人记者。
据说这位白人记者一直在着手调查一桩越南人被害的案件，由此牵扯出何罗硭总监收买越南雇佣军搜集波滑将军历次战役的不当之处和各种违法行为的“罪证”的事，何罗硭闻讯后将这个记者抓了起来，不料这个记者是受雇于法国陆军部的，波滑将军闻讯之后，指责何罗硭越权抓捕陆军部的记者，要求将记者释放，何罗硭坚决不肯，并将记者投进了监牢，波滑得知消息后大大怒，被伤痛折磨的他一时失去了理智，竟然下令部队闯进监牢，将那名记者救了出来，而那名记者随后向波滑展示了他搜集到的证据，证明是何罗硭在多方搜集不利于将军阁下的罪证，波滑怒不可遏，病情因而加重了。而何罗硭听说后则不屑一顾的称“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意的诬蔑”，在海军和殖民地部仍然毫无动静的情况下，波滑已然向陆军部提出了控诉。
由于不想卷进何罗硭和波滑的争斗纠纷当中，“三驾马车”之一的远东舰队司令利士比海军少将干脆离开了河内，回到旗舰“巴雅”号上了。波滑的受伤以及同何罗硭的矛盾和利士比的离开，已经影响到了河内城防务的稳定。
这一切使得今野岩夫认为，是黑旗军趁机收复河内城，挑起更大战火的时候了。
做完了情报搜集的工作，今野岩夫心满意足的离开了河内，昼夜潜行，回到了黑旗军的驻地山西。
今野岩夫向刘仁义报告了自己这些日子的所见所闻，强烈建议刘仁义整顿兵马，再攻河内，但刘仁义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似乎打算就此在山西固守下去了，令他郁闷不已。
但今野岩夫的报告却引起了桂军在黑旗军中的“监军”林苑生的注意，他专门召来今野岩夫细问端详，而后黑旗军和桂军的探子陆续返回，报告的情况和今野岩夫打听到的情况大同小异，林苑生在得知刘仁义已经“意志销磨”之后，决定以桂军为主力，黑旗军黄守忠、吴凤典等部为辅助，主动出击，进攻河内。
为了保证兵力充足，林苑生将自己的主张上报给了赵沃，请求援兵。赵沃认为可行，又报给了广西巡抚徐延旭，结果立刻得到了徐大人的批准。
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显凤十年的进士，典型的通过“科举正途”当上的高官，满腹经纶自然是没得说的，而且此公还是相对熟悉越南事务的，也没少跟越南打交道。彤郅十三年身为一介书生的徐延旭居然还带兵随着冯子材入越助剿“黄旗军”头子黄崇英，一战定乾坤，抓获匪首向北京报捷。由于和其他文人相比，徐延旭的履历上还多了这么条战功，因此被同僚们一本正经地授予“知兵”的称号。其人对外部事物倒也不像顽固派那样固步自封、油盐不进。到过越南的他曾做过“有心人”，将越南进贡贡使所描所述编辑成册，涉及越南的风土民情、山河田川、行政法度，与上国的贡物往来，甚至中越边境的关卡要道等都有收录。虽然仅仅算是“扫盲普及型读物”，而且也是漏洞连连、错误百出。但就凭这几本不乏硬伤性错误的小册子也足以让朝中那些“足不出京”的大员们倾倒不已。而徐延旭就任临近越南的广西的巡抚，和这本小册子也不无关系。
在越南政府屡次向云南广西地方政府请援后，徐延旭也感觉到了法国人可能北进，出于保卫家门口的本能反应，他和云贵总督岑聿瑛、云南巡抚唐炯商议后，决心支持黑旗军同法军对抗，于是徐延旭亲自进驻谅山指挥，当然他的指挥并不是打仗，而是从广西省内源源不断的调运物资，运往重镇北宁，到山西之战为止，北宁的战备物资已经堆积如山。“万苦千辛，经年筹运”、“历年之久，人负马驮，一概运赴北宁，交存两统领，不令缺乏。”
可能是想真真切切的获得一次战功，“徐帅一腔愤恨，不惜一战，灭此朝食。”使徐延旭的后勤工作做得异常充分，就连和徐延旭不和的两广总督张树声（他是黄桂兰的老上级兼老亲家）也称赞说：“滇桂军整旅入越，徐抚台愤法侵越，慷慨布置，有灭此朝食之志……”
而这一次得到了赵沃的请战报告，怎么能不令徐大人感到振奋呢？
在得到了徐延旭的批准后，赵沃和林苑生都兴奋异常，开始全力为进攻作战准备起来，在得知桂军准备收复河内后，云贵总督岑聿瑛也派来了援军滇军十二营到达山西，和黑旗军桂军合兵一处。赵沃也又派了五营桂军前来充实林苑生的兵力，山西城的乾军很快达到了2万余人，加上进行了紧急扩充的黑旗军8000人，总兵力已经接近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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