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恩.奥利弗这就沉沉睡去，并且做了个梦：他赶到家里，发觉他的妻子没有死，快快乐乐的，可是皱纹满面，头发灰白，老了，他的儿子倒长大成为一个年轻小伙子了。
第二天早晨，他坐在特快列车的头等车厢里莫里斯的对面，火车驰过美丽辽阔的乡村，向纽约而去。
他们在中午的烈日下驱车驰往文森特街。他们两个从马车上走下来时，站在周围的老百姓都瞅着奥利弗苍白的脸和蓬乱的胡髭。
“吉恩，我们怎么办呢？”莫里斯问道，“我们要找到你想见到的人可毫无线索啊。”
奥利弗用一种可怜巴巴的汗足无措的表情瞧着他。这位曾经的电气工程师大个儿象婴儿似的毫无办法；莫里斯原是男子中最动摇不定和劲头儿最差的，这时倒觉得有责任为对方出一把力了。他变得比平时高明，足以对付眼前这种局面。
“吉恩，我们最好还是到一家旅馆里去打听一下吧。”他说。
“她的父亲叫马尔森，”奥利弗喃喃说道：“他决不会把她送到这儿，孤零零地死去的。”
他们没再说什么，但莫里斯直接走到一家旅馆里，去打听一位马尔森先生的下落。
“是的，”他们告诉他，“是有一位叫这名字的男人待在文森特，一个叫马尔森的人；他的女儿新近死了。侍者可以去打听到他的地址的。”
旅馆在这个季节里是个忙忙碌碌的地方，人们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大厅里马夫和侍者熙来攘往。
吉恩.奥利弗靠在门柱上，脸上的表情，就跟他在咖啡馆里使他的朋友大为吃惊的表情一模一样。
如今最坏的消息被证实了。他的妻子，马尔森的女儿，确实是死了。
侍者五分钟后回来告诉了他马尔森住在哪里。
他们很容易便找到了他的住所，一栋破破烂烂的凸肚窗房屋，前临水沟。
“马尔森先生在家吗？”
“没有。”房东太太说，“他带着小外孙到海滩上去了。先生们要进去坐一会儿吗？”
奥利弗机械地跟着他的朋友走进小小的前客堂——到处都是灰尘，家具破破烂烂，凌乱不堪，小孩子的损坏的玩具乱丢在地板上，陈旧变质的烟草的气味聚集在细布窗帘附近。
作为安慰者，最善于鼓舞人的男子汉也及不上莫里斯的聪明。他对遭难的朋友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背对着奥利弗静静地坐在那儿，从打开的窗子向外眺望。
奥利弗没精打采地在房间里往来踱步，瞧瞧这儿那儿撒在地上的零散什物，有时还去摸摸它们。
她的工具箱里边还有一件他没干完的活儿呢；她的摘记簿，充满了他摘录的拜伦和穆尔的诗篇，全是他亲手用潦草的字迹抄写的；一些他给她的书，一束枯萎的花，插在他们在意大利买的一个花瓶里。
“她的肖像。过去总是挂在我的肖像旁边的，”他喃喃地说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
沉默了大约半个钟头，他又说道：“我很想见见那屋子的女人，我很想问问她——”
他双手掩面，说不下去了。
莫里斯找来了房东太太。她是个好心肠的饶舌妇人，对疾病和死亡已经司空见惯，因为她的许多房客全是到她这儿来去世的。她讲了奥利弗夫人临终时的一切细节；她如何在最后的垂危阶段临终前一星期才到文森特来的，她如何逐渐而又确凿地陷入致命的绝症。“这位先生可是她的什么亲戚？”由于奥利弗大声呜咽，她便这么问莫里斯。
“是的，他是夫人的丈夫啊。”
“啊！”妇人大声说道：“他那么残酷地抛弃了她，把她和她那漂亮的男孩子都丢给了她那可怜的老父亲：马尔森时常跟我讲起的，可怜的眼睛里还噙着泪水呢。”
“我并没有抛弃她，”吉恩大声嚷道，接着他就讲述了他在爱迪生电气公司苦苦奋斗了三年的历史。
“她可提到我吗？”他问：“她一临一终一时，可提到我吗？”
“没有，她象绵羊一样安安静静去世的。她起初很少说话；但临终的那一天，她谁也不认识了，既不认识她的小男孩，又不认识她的可怜的老父亲，老人都可怕地熬过来了。有一次，她发疯似的，讲到了她的母亲，讲到了她竟不得不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真是个残酷的耻辱，听她这么说，叫人觉得挺可怜的。”
“她的母亲去世时，她还是个小小的孩子，”奥利弗说道，“她居然记得她，讲起了她，但她却从来没有讲起过我。想起来真叫人痛苦难受啊。”
房东太太把他带到他的妻子病死的小卧室里。他在床边跪了下来，温柔地亲吻床上的枕头；他亲吻枕头时，房东太太放声大哭。
当他跪在那儿，把脸埋在朴实雪白的枕头里，或许正在祷告着的时候，房东太太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件东西来。他站起来时，她便把它给了他；这是包在一张银色纸张里的一束长发。
“她躺在棺材里时我把这头发剪下来的，”她说，“可怜的人儿啊！”
他把这束柔软的头发按在他的嘴唇上。“不错，”他喃喃地说道：“这就是她的头枕在我肩上时我常常亲吻的、亲爱的头发。但她的头发那时总是卷曲的，象波浪一样起伏的，现在好象变得又平又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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