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李绍泉利弊陈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朝廷只能谕令曾伯函回两江总督本任，授李绍泉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奉旨后，李绍泉立即于彤郅五年12月19日写了《谢授钦差大臣沥陈下情折》。此折与前折相距半月，由于朝廷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所以此折的主要目的利用例行的“谢恩”对自己在前折中对朝廷的施压有所挽回。他诚惶诚恐地表示接旨后“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以前想到前线又感到“后无付托，日夜辗转，悚惶万分”，现在“仰蒙皇上洞鉴，两江所出饷需，实关剿绺全军命脉，特命曾伯函回任筹办，俾臣后路无掣肘之虞。圣慈曲逮，俯察艰难，无微不至，臣等应如何感奋，复何敢稍有推诿，致误事机？谨当恪遵谕旨，俟曾伯函回任后料理交卸，驰赴前敌”。当然，曾伯函回任仍有客观困难。因他不久前以衰老病多，不堪公务繁重，不能见客、阅读公文，病情短期内不得好转等为理由陈请开缺，怎好立即就回江督任上呢？精明老练的李绍泉当然能想到此点，所以紧接着就替曾伯函圆场说：“臣熟知曾伯函积劳久病，时形衰惫。其前奏不能见客及畏阅公牍等语，皆系实情。屡接来函，深以地方公务烦重，精力不支，必欲坚辞回任。臣虽专函商恳，但既叠请开缺在先，亦自恐贻误于后，其素性耿介，量而后入，固久在圣明鉴照之中。”由于曾伯函仍随军在营，一时难以或很可能是仍感不便立即回金陵就任，李绍泉又于彤郅六年2月23日给朝廷上了《请饬曾伯函回任片》，再次替曾伯函圆场。他写道：“曾伯函久劳于军，所称衰病情形，实无捏饰。”不过现在“惟感蒙圣主倚畀之隆，臣复仰体眷怀，以大义相劝勉，似可力疾任事”。并一再强调：“长江千里，番舶如织，游匪横行。自臣去金陵后，时恐小有蠢动，回顾不及。督臣必须常驻省会，坐镇四方。”他说曾伯函迟迟在营不回一方面是协助他剿绺，一方面是顾虑“回任迹涉畏难取巧，具见公忠尽抱，贞介素心。臣亦深为感敬。”但他仍强调“臣在江年久，审知后路筹饷察吏，督臣综揽大纲，不可远离”。所以在他即将远赴豫、鄂时，“仍乞圣明敕令曾伯函早日回省，久于其任。则东南已成之局不致败坏，即中原方、张之寇，终可殄除。通计天下大势，关系良非浅鲜。”这三则奏折，他一步一步地得出了曾伯函回任江督是事关“通计天下大势”的结论。
通过这三个奏折，李绍泉有步骤地使不久前还称病陈请开缺的曾伯函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有曾伯函在后方筹饷，李绍泉可以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仍保留在湘、淮手中。
虽然李绍泉做得完美无缺，但一个严重的后果，便是加剧了中枢对地方的猜忌，清流党能够趁势崛起，和中枢意图制衡地方疆臣的势力大有关系。
现在的李绍泉，身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又一次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李绍泉得以担任直隶总督这个以前只有渤人才能够担任的重要职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京营八部军战力低下，朝廷需要他的淮军拱卫京畿，抵御外侵，而在左季皋、曾伯恒等倒台后，随着中枢与地方势力此消彼长，政治嗅觉敏锐的李绍泉已然感到了危机。
他所想到的办法，便是在朝廷里寻找后台以为依靠。
而朝中能成为他依靠的选择，却是不多的。
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间的恩怨，他知道得非常清楚。仁曦太后任用纯亲王的目的是什么，他也明白。
究竟该如何选择呢？
“若要不使当年故事重演，不掌兵可也。”林逸青象是猜到了李绍泉的心思，微微一笑，说道。
李绍泉蓦地一惊，一双深陷的眼睛放出了逼人的光芒。
他未尝不明白林逸青的意思，但是他手中的淮军和拱卫渤海湾的北洋水师，是他的政治资本，没有了这些资本，他还能够办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
“我知道章桐兄在担心什么。”林逸青笑了笑，“小弟虽为兵部侍郎，手中并无一兵一舰，可小弟办的事，却也并不少啊。”
李绍泉没有说话，此时他的内心，正自掀起狂澜。
“教匪乱起，方有湘淮，而今内患已平，湘淮可去之矣。”林逸青接着说道，“湘淮一日不去，朝廷一日难安，徒增猜疑，于国家大计一无所益，章桐兄若要办事无掣肘，则万不可留兵权在手。”
“内患已去，外患仍在，湘淮尽去，外敌若至，何以应对？”李绍泉显得有些激动。
“湘淮暮气已深，平内乱尚可，御外敌则不足，章桐兄试想，如日本以新式海陆军来犯，湘淮内有掣肘，外有强敌，能堪一用否？侥幸胜之倒还好说，若是战败，只怕内外交困之下，章桐兄的一世英名，全付流水啊！”
林逸青一边说着，一边紧盯着李绍泉的眼睛。
他说的这些话，在他原来的历史时空当中，已经得到过准确的验证，只是这验证的代价，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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