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之所以灭亡，与红巾军骁勇善战有关，与前朝连续三任皇帝都昏庸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前朝的整个统治体系都被蛀空腐朽，犹如一棵生病的大树，树干外表看着还好，里面却早已经被害虫蛀地千疮百孔。
此时若还想救树，要么将害虫涤荡一空，要么将整个树干截去，使其从根部另发新枝。
若以罗钰的性子，他是宁愿痛一时，砍去所有树干促发新枝的。
然而真要那样做风险还是太大，很可能新枝还未发出，大树便已死亡。
所以，只能尽可能地荡涤蛀虫，就算不能消灭所有，也要让它们害怕龟缩，给大树以喘息之机。
定国公住处被围堵攻击的事只是一个导火索，以这个导火索起点，那些放松警惕，优哉游哉，以为新帝登基后依然可以与前朝一样混日子的蛀虫们一个个被揪出。
连续十余天，整个京城都仿佛被笼罩在一层乌沉沉的阴云之下，每天都有官员权贵被查抄，无数积累数十甚至数百年的世家被拔根而起。
不是没有人反抗，甚至还有人动用私兵，联系前朝皇室遗脉策划造反，但一直镇守京城的数万红巾军可不是吃素的，而且掌控着京畿最大兵力的英国公林济，如今也已经彻底站在新帝这边，在绝对的武力镇压下，所有的反抗都像毛虫的挣扎一样不堪一击。
这时候，所有人都才明白，之前的所谓宽厚仁慈不过是麻痹朝臣的假象，新帝不是不想动他们，而是想先站稳一些，先观察一番，再给他们狠狠来上一击。
只可惜，这时候明白已经太晚了。
在这番风雨飘摇中，曾经是威远伯府，但如今却已是平民百姓家的沈家，自然不会有太多人关注。然而没人关注，却不代表沈家过得好，相反，如今的沈家惨极了。
红巾军抓了上千儒生和作乱的暴民，自然不可能将这些人都砍了，几天之后，这些人陆陆续续都被放了出去，当然，要么是交了罚金，要么挨顿板子，没有人毫发无损。
然而相比起来，这些交了罚金或挨了板子的其实还算幸运，因为还有继续蹲在大牢，压根没放出去的呢。
从犯可放，主犯却不能轻饶。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次民众之所以如此疯狂暴乱，正是因为背后有人不断煽风点火，不遗余力地抹黑污蔑定国公，才将那些底层百姓心中的怨恨煽动到极点，进而火山般爆发。
煽风点火的人很快被揪出来，大部分人竟是受几个极端反对赐封女子爵位的大儒指使。
这几个大儒没有跟那些儒生一样在定国公私宅前静坐抗议，表面上甚至没有说什么反对的话，却私下成立了一个小团伙，一手指使煽动了这次暴乱。
这几人算不得多么德高望重，但在儒林文坛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且其中还有两个是国子监的博士，那些去定国公住处门前静坐抗议的国子监监生便大多是他们煽动的。
他们没有什么重要的官职在身，但却也不是说动就动的，因为儒林有时候可不看官职，而且儒林抱团更严重，虽然这次指使煽动的是这几人，但其他人又何尝没有相同的想法？
动了这几人，几乎就等于动了整个文坛儒林。
许多人都笃定新帝不敢动他们。
——了不起将那些被抓进大牢的爪牙们砍了，背后的几位大儒，总要给些台面下下的。
然而，他们都错了。
罗钰的决心和魄力出乎了几乎所有人想象。
查出幕后主使后，几个大儒直接被砍了头，理由是煽动民乱，其心可诛。
于是，许多原本高谈阔论的，慷慨激昂的，指点江山的……通通如同暴雨中的鹌鹑，瑟瑟地闭上了嘴。面对死亡的威胁，大部分人都无法坦然面对。
然而这事并不能简单止息。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读书人便几乎等同于儒生，天下皆尊之敬之，无论哪朝哪代，帝王对儒生总是礼遇尊敬有加，儒生地位一直岿然不可撼动。
然而，此次新帝却毫不犹豫地砍了几个大儒的头，这让儒林中人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仿佛千百年前始皇帝焚书坑儒，早已习惯高高在上的儒生们谁也不想再遭遇那般浩劫。
于是儒林大震，人心纷纷，虽则大部分人做了鹌鹑，却依然有腐儒捶胸顿足，大呼新帝乃暴君，新朝岌岌可危，江山不日又将陷入战乱，国将不国，民将不民。
还有人悲愤疾书，列数新帝诸般罪状，没胆子的写完只在自家里一遍遍诵读，仿佛这般就可以讨伐暴君；有志气的，则去那市集人员车马辐辏之处，登一高台，声声泣血地问天地何时清明，哭圣人之道崩殂。
思想最无力，思想也最有力，只看这思想能不能煽动大部分人的心。
儒生们疾声高呼，罗钰也不是没有对策。
他没有简单粗暴地将人抓起来，而是让人挑了那能言善辩、机智灵巧之人，与那些儒生打对台。
儒生们出口必称圣人如何如何，儒林如何如何，他们所悲愤的，无非是皇帝所为动摇了儒生无比尊崇的地位，触犯了儒家的利益，不合乎圣人之道。
然而，普通百姓哪有那么关心什么圣人什么儒家？
百姓关心的，只是自己能不能吃饱穿暖日子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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