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蒋友仁知道，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某种程度的“异端”了。
这种奇葩异端想法，和他来澳门，或者说，和整个大顺这些年的变化，息息相关。
第一个促使他产生他不自知的异端想法的起因，是因为大顺科学院的建立。
因为本身他来华的目的，就是希望以科学知识为钥匙，重新打开耶稣会返回大顺的大门。
故而他对大顺科学院的情况很关注。
而大顺科学院秉持的“法统”，是莱布尼茨的那一套科学院体系，使用的又是俄国科学院那一套外籍院士带本国助理搞研究、本国助理带大学生搞研究、科学是为了应用的模式、是为了技术技术为人类谋福祉。
而不是像英国那群人研究纯粹的、为了科学而科学的、以全面认识自然为最高目的的科学。
是以，大顺这边，算是很标准的莱布尼茨这一科学院体系的。
自然而然，一些莱布尼茨的文章在大顺这里都是很容易找到并且流传的。
本着要了解大顺的科学院，才能从科学院入手打入科学院的目的，蒋友仁当然读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
也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莱布尼茨的《神义论》、《单子论》之类的文章。
神义，由这个词本身，也能知道意思。
这当然是个老话题，老到不能再老的那种。既然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世间为什么会存在恶呢？
而这个时代，机械论、原子论又大行其道，但却解决不了世界的连续性、统一性，也不能解释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
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论，试图调和和解决这个矛盾，最后通过非常严密的推理，得出了一个结论：
为什么有全善、全知、全能的神，世间仍旧有恶呢？
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定有无数种模板。
既然全知，便可能设计出无穷个可能的宇宙。然而只能有一个宇宙存在，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所以，全知者肯定是经过比较之后，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了。
刨除掉神之类的概念，大致就是说宇宙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一套规则，然后后续的一切都按照这个规则演化。包括生命，也只是这个规则之下演化出的必然。
可能有圆周率是3，或者圆周率是4甚至5678的宇宙的可能，但最终选的是我们这个圆周率是3.14的这个……而这个，是比较之后最好的那个。
而至于善与恶，则大致是说，恶是人的有限视角的认识，而在全视无限视角下，这其实也是一种善，或者说是合乎秩序的，而秩序本身站在全视视角下就是善的。
这就需要一个完美的政府，来让恶人必然受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惩罚恶人，就是给人类一种模仿全善的救世主惩恶的机会，这么看，这些恶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不就是善吗？
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是个“上帝大棋党”，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你得用更高的、大棋的视角，来看你们这些凡人有限视角内的善恶。
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这是蒋友仁受到的第一个冲击。
第二个冲击，源于澳门的特殊性。
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
这种极度繁荣，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
耶稣会要传教，传教需要钱，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当然是靠贸易。
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又发三愿，不得经商。
但情况特殊，权宜之计，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筹措经费。
但是，经商这种事，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
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
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
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
蒋友仁则在反思，偶像崇拜，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
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金钱、财富，利润，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
新时代人们都利润、金钱的追捧，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
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在产生了“崇拜金钱”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他又开始思索更多。
而这种更多的思索，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
他发现，澳门的衰落，和大顺的贸易政策，息息相关。
如果大顺放开贸易，那么澳门就会衰落；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那么澳门就会繁盛。
而在澳门的繁盛期，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解读为“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
然而，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澳门瞬间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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