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的皇权、军功贵族、军官团、与新兴阶层的诡异融合，使得大顺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和英国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然不和调和。
至于剩下的大部分大顺的统治阶级，和他们没关系，他们还没有被卷入世界市场，也没有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全程看戏就行。
所以，看似是大顺和英国的“国战”。
实际上，是江苏省拉着关东、南洋、登州府、武夷山、景德镇，在和英国开战。
剩下的，在看戏，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倒不是假话，而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管输赢，都没关系。
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两岸的百姓，中产，会看报纸，关心战争的局势，这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的收入。
河南的百姓，即便是稳定的自耕农，也不会感受到战争的存在，不管战胜还是战败，十年之内，都不会对哪怕那里的粮价产生一丁点的影响。
可能，家里的孩子手贱，拿着竹竿把屋檐下的燕子窝给捅了，都比这场战争重要。
而这场战争的模式本身，对大顺而言，又必然是有限的投送力量、少量的精锐常备军、投送规模五千人为极限、海战四处袭扰为主的战争模式。
这也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大顺能够展示出强悍的动员力量。
因为，对战争有意义的动员主力，就围在刘钰身边，加上外围的，也就二三百号人。
也就是整个大顺新兴资产阶级的二三百个家族。
相比于之前的战争模式，根本不存在动员、或者说压根不可能整合国家力量进行动员的情况。
全然不同。
这一次战争，大顺亦算是迈入了“近代国家”的门槛。
刘钰是借着自己即将离开江苏，以一种仿佛“安排后事”的机会，来进行战争前的动员。
这样既不突兀，也不会叫人感到意外，或者直接影响到投资波动。
因为平日里他就在不断地讲阶级利益，试图让大顺的资产阶级明白，他们的利益所在。
而且，这一次从盐政改革废运河改革开始的江苏改革，他也是坚定地站在了大资本家的这一边。
对内残酷镇压。
对外巧取豪夺。
创造破产农民。
制造廉价劳动力。
鼓吹遥远殖民区的“债务契约长工”合理。
坚决打击士大夫“米贱伤农”的正义诉求。
做的多，说的也多，平日就不断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这时候面对这些应该被动员的力量，说一些听起来极具侵略性的“后事安排”，竟是出奇的和谐。
他引诱着这些人说出了各自的诉求，当然，对国内的事，他们也不敢提。
而这些人的诉求，总结起来，大致就是：
取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和贸易权。
占据印度。
毁灭印度的棉纺织业，由印度提供棉花。
加大对欧洲和北美的走私。
打开欧洲关税。
朝廷出海军舰队，出访波斯，签订贸易协定，挤走欧洲人。
日本国扩大贸易，加深开埠。
坚决打击南洋的海盗，一个不留。
收回澳门，彻底驱赶葡萄牙人在南洋的力量，顺便攻打莫桑比克，占据黄金产区和象牙贸易。
和西班牙签订协定，允许在南美贸易，并且愿意支付给西班牙合适的特权贸易费。
大体上，他们的诉求，和对这些诉求表现出的热情、以及隐含的如果朝廷愿意这么干他们愿意出钱的心态，与大顺既定的外交和战略方针，基本一致。
庙算的敌对目标，定的就是英国和葡萄牙。
剩下的，无论是罗刹、法国，在大方向上也没有极大矛盾。
即便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也都是些小矛盾。
比如鲸海公司希望，对法国的毛皮，征收重关税，因为法国的北美毛皮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能从山西人手里，把西伯利亚毛皮抢到手，那肯定是恨不得对法国的毛皮加200%的关税的。
类似的这种小矛盾，当然不少。但大方向上，这些需要动员、或者说动员起来有意义的人群，与大顺庙算的战略外交态势，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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