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名望、论财富和社会资源，司马氏虽然比不上那些寡头级别的门阀大族，但肯定是比刘备这样地方豪绅之家要强。
如果做大致的横向对比，这个家族应该和南阳郡的诸葛氏差不多。
东汉末年的社会形态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各个大家族几乎垄断了社会的一切财富和资源。一个大族，其实就相当于-个袖珍的国中之国，尤其是在黄巾起义以后，这些大族普遍都有了私兵，说是一个弱化了点的诸侯国也不为过。
而同一地域内的各个大族，又会彼此通过联姻交叉持股，最终形成联盟，所以当时就有了颍川士族、南阳士族、河内士族这样的说法。譬如荀或陈群就是颍川士族的代表，诸葛氏则是南阳大族。
长坂坡时赵云给自己喝号，说的是「常山赵子龙」，要把籍贯带出来，原因就在于他也是士族子弟。
所以三国时的「国」，和我们通常说的国不是一回事，他们内部的统一程度，其实远不如战国时代变法后的各个诸侯国。
换句话说，魏蜀吴三国并不像三个独立的国家，而像是三个门阀联盟，不过三个联盟都各有一个龙头老大。
以司马氏手中的资本，要想独自立起门户是做不到的。所以天下大乱这个变局，对他们家来说也不存在跑马圈地的问题。
在当时，这个体量的家族要想在乱世中求存，唯一的选择就是带资入股，选择一家加入进去。
司马懿23岁那年，曹操就曾经下过征辟令，让他去自己手下做官，结果司马懿称病，躲了这次征辟，然后就一直闭门不出。
司马懿之所以这么干，各种的缘由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一[保留余地」。
司马氏的势力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
因为有资源，所以肯定谁都惦记，又因为资源不多，所以这样的家族很难独自把握自己的名义。
更要命的是，当时河内郡所处的位置，正好夹在曹操和袁绍两派势力之间。
这种情况下，任何赌博性质的押宝都是不可取的，押对也就罢了，押不对就是全族几百上千条颗人头落地。
在居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任何时候你的首要任务，都不是琢磨什么弯道超车谋求发展，而是生存。
当时，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和大哥司马朗都已经在曹操麾下为官效命。
按照三国时代的游戏规则，司马氏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算是在曹氏集团入股了。
此时官渡之战刚刚结束，虽然河北的袁绍已经大败，但袁氏残余势力尚存，未来局势的走向其实依旧存在变数，这里面的风险，是司马家承受不起的。
在曹操这边，反正已经有司马防、司马朗父子两人，早就完成了入股，曹操怎么也挑不出司马氏的毛病，那么司马家留着一个声望很高的二儿子司马懿没有为曹操做事，就始终给自己家的未来多保留了一种可能性，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两边下注。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给自己多保留几种可能性，等候最佳的时机，最明智的选择。
看到此处，便是王生也不得不佩服司马家，佩服司马懿，佩服当时的那些士族，当真是多智如妖，把事情的方方面面都给想好了。
司马懿这一等，就足足等了七年。
七年之后曹操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北方，局势走向已经没有一点悬念，这个时候，司马懿就很痛快地接受了曹操的再次征辟，做了司空府的文学掾(秘书长)。
作为缺乏资源的后来者，最好的选择就是永远保证自己能够跟从赢家，在严酷的外部环境下，这未必能保证你也赢，但至少尽可能地保证你不输。
在常人看来，这七年中战时频发，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蛰伏七年等于白白坐视无数的机会从自己眼前溜走。
从司马懿的角度来说，他不缺头脑和见识，但司马氏手里的那点资源却不算多。
所以，赢，自然很好看，但输，却一次输不起。
假使曹操最终败了，而司马氏一门又把宝全部押在他身上，届时这个家族的处境就会很尴尬。
他们家的资源，还不够保证新的赢家能够宽宏大度、不计前嫌。
在这种输不起的局面之下，你能考虑的，首先不是赢，而是不要输。
至于所谓的「机会」，乱世远还谈不上结束，而对曹操这样的明主来说，他用人看的是能力，而非功绩。
所以，入仕早晚，起码对司马懿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一个人能对时局洞若观火，却又能谨小慎微，足足蛰伏七年，不容一丝一亳的不确定性，他的谨慎和耐心，只能用可怕来形容。
除此以外，另-一个促成司马懿接受征辟的因素，是这一-次司马懿的推荐人是曹操的高级谋土荀彧。
这里面并不是私交之类的问题，而是荀或对司马懿的意义。
在秦汉时代，官方选拔人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察举制，也就是由朝廷的在任官员来推荐。
一旦推荐成功，被推荐人在日后为官的过程中犯了什么事，负责推荐的那个人也是要受连带责任的。
所以察举制下，推荐者和被推荐者之间，天然就存在一种同盟关系。
司马家原本属于河内士族集团，由于实力并不怎么强，所以在曹操阵营之内，这一支力量所占的权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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