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自己几句评价，竟让陈子昂反应如此激烈，李潼也感受到其人那股强烈的想要获得认同的心情。
这也难怪，抛开眼下的政治际遇不谈，陈子昂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虽然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这一地位却并不是在他有生之年确立的。
一个人牛逼不牛逼，自己说了并不算。初唐这个文化氛围，诗则推崇沈宋，文则以苏李称雄。跟这些主流文人相比，陈子昂则更像一个游离于主流圈子之外的边缘人士，所能获得的也仅仅只是小圈子的认可。
单单拿诗来说，陈子昂三十八首《感遇》诗，在整个初唐诗坛，可以说是独一份的存在。正如李潼所言，其辞深邃古拙，换一句话说就是写的实在不够漂亮，虽然传世度不高，但却将初唐诗歌的题材、风格与意境大大扩展。
初唐诗风深承齐梁竞繁巧艳，几无风骨可夸，以初唐四子为首的初唐诗人们虽然各有探索，但走的都不如陈子昂这个四川佬远。或者说陈子昂从启蒙受业伊始，便不是在主流文化圈子中完成，所以其人一出，登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如果对初唐诗文略有涉猎，可以明显感觉到，陈子昂简直就是诗文领域中的一个独行侠客，凭其一身才情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其诗启李杜，文发韩柳，李潼称其一代先河也的确不是过誉。
李潼这个大文贼欺世盗名，于当世已经颇受推崇，与时下文化圈子也都有着密切的互动。李峤、沈佺期都是他的旧友，苏味道更直接挂职行台。至于盛唐所推崇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这小滑头更是仗着擅搞交际，在他门下出出入入。
即便如此，他对陈子昂的期待感仍然不减，只因为陈子昂的确是拥有无可取代的地位。陈子昂诗文字里行间都有一种豪纵的开创气象，这是旁人所不及的。
只不过，这种风格、这种性格，未必能够获得统治者的认可。李潼还记得，甚至就连将陈子昂赏识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当年李潼想要将陈子昂召入府内，他奶奶对陈子昂的评价是蜀人好奋声、不堪为宾友。
如今李潼自己当家做主，用人选士自然少了许多顾忌。但其实就连他自己，对陈子昂的欣赏也止于个人的情感，并不会因爱其诗文，便授其机枢。
乔知之见雍王对陈子昂评价如此正面，赏识之情溢于言表，心中也为好友感到高兴，便又连忙说道：“陈伯玉所称者，不惟诗文，于政于事，亦颇削刻之见。旧年同袍戎行，军机涉猎，或无大器之迹可称，但伏而受用，于事无亏。”
李潼闻言后点点头，但还是说道：“陈伯玉因言获罪，甚是可惜。但行台布政于陕西，亦非化外之邦国。虽有拾遗补阙之责任，但征牧之使，亦不敢悖于皇命。”
陈子昂闻言后俯首再拜：“子昂才、性孤僻，无雅正以称。能得殿下片言勉励，感恩肺腑。不敢恃此错幸，反陷殿下不义之中。能得片瓦容此五尺之身，官爵不敢期于怀内。”
神都皇帝陛下对陈子昂的判词实在是太严重，以至于到了群众侧目的程度，以至于李潼也不得不稍存忌讳。眼下彼此人物虽然并不流通，但朝廷也没有合适的借口禁绝民间的往来。
可如果李潼无顾皇帝对陈子昂的指摘而大用其人，这就是在公然挑衅。只凭这一点，原本朝廷许多不能公开去做的围堵之计，都可以直接宣令以禁，乃至于直接插手行台的人事任命。
这样的风险，李潼自然不会去冒，听到陈子昂如此表态，也让他颇感满意，于是便又笑语道：“唐家立业以雄壮，宇内四极，岂不容一二才异之士。若确有捐用之意，择日将行历递给行台，以供录取。”
陈子昂闻言后又是大喜，连连叩谢雍王殿下知遇解厄之恩。
谈完了这一桩事情，接下来氛围更融洽许多，不知不觉，天色渐晚。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李潼基本上不会留宿于外，眼见天色不早，于席中向李千里稍作致歉，并安排乔知之接下来几天时间负责招待其人，然后便起身告辞。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在乔知之的安排之下，李千里的日程自被安排的满满的，或在曲江池观戏，或在平康坊听曲，颇有一种乐不思归的状态。
陕西道诸州县贡赋，绝对是一笔数量庞大的财货，朝廷念念不忘的遣人催讨，自然不可能只使李千里一人。可李千里在行台安排下每天在长安城中悠游快活，完全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那些随从属官们几乎都找不到他。
正使不问正事，就算那些属官们与行台接洽商谈，可想而知行台对此是什么态度，无非极尽敷衍，甚至连正经的职事官他们都见不到，贡赋补运之事自然更加的无从谈起。
如果完不成朝廷所交代的任务，这些人归都后自然要遭到训斥乃至于贬谪。
李千里对此自然有恃无恐，他如今在朝中的遭遇可谓是跌进了谷底，几乎没有什么下降的空间，否则不至于刚一入京便向永王献计迎回庐陵王。就算这一次无功而返，大不了继续养闲都中。
皇帝如今优待宗亲以示恩德，李千里在宗中血缘亲近，只要不是有什么确凿的谋逆大罪，皇帝也不方便直接加他严惩。如今他跟雍王搭上了线，则就更加的混不吝，东都不容那就住西京，多大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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