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公主终究还是没敢在上官婉儿邸中逗留太久，虽然她言语中满满的有恃无恐，但心里也明白，若真的激怒圣人，她也不会过得太舒服。
毕竟现实正如上官婉儿所言，凡事与至尊讲道理辨是非，是一个极为愚蠢的念头。所以太平公主也只是留宿一夜，第二天趁着天还未亮、坊街上行人不多，便早早的告辞离开。
不说太平公主有数没数的问题，李潼虽然气恼他这个姑姑干涉他的家事、并且意图做出报复，不过眼下还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这种小事，因为眼下除了正常的军国事务之外，还有另一桩事情需要进行筹办，那就是对今科及第的贡举人们的奖酬。
朝廷选礼极多，最重要的便是铨选与科举。这其中铨选因为是直接授予官职，每年秋天里，地方州县除了贡赋入京之外，也要将人事上的情况汇总上奏，而京中百司也要奏报阙员，而朝廷就根据内外阙员的情况，由吏部考选新官员。
所以每年的铨选便被安排在了秋冬之交，要在新年之前补足阙员，以保证来年开始时，内外都能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诸州贡举人，往往也是秋时随赋税入京，但是由于眼下科举与铨选都是由吏部进行主持，而相对于科举的预备役选拔，铨选无疑要更加重要。
因此，科举便被延后到来年春天举行，吏部官员们要忙于铨选事宜，才能转回头来筹备科举相关。
不过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诸选举人们也并非无事可做，除了与友人聚会戏乐、臧否时事之外，朝廷还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让他们参加。诸如参拜孔宣父，以及李唐皇室的老祖宗，太上道尊、玄元皇帝老子，还有就是国子监讲经。
这其中，各种参拜的礼仪主要还是通过这些典礼让诸外州贡举人们感受到朝廷的威与德。而国子监讲经，则就有着极高的务实性，登台讲经的无不是名士硕儒、学术大能，甚至有的还要参与到接下来的科举试题订制与审阅考卷工作中去，相当于正式开考前的辅导。
大唐立国以来，便奉行重内轻外的策略，不仅仅只体现在军政格局上，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建造同样如此。这些考前的讲经培训除了增加诸州选人们的考选及第几率之外，也是要通过这些人将朝廷在学术与思想上的一些革新与改变传达到地方。
诸州贡举人们对于这样的机会也是极为重视，毕竟两京作为帝国的中枢，整个天下精英云集于此，在经术学问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非地方州县能比。所以就算日常痴迷流连于长安城的市井繁华，可每到国子监讲经之时，也都少有人缺席。
大唐对贡举人的选拔，是以州为单位，根据州治规模，每州给予一定的名额，通常是在一到三人之间。天下州府三百余数，按照这个数据规定，每年参与科举选拔的大概在千数人间。
不过由于去年国中动乱频生，加上皇统更改，所以朝廷对于开元元年的第一次科举也都放宽了规模的限制。除了每州固定的名额增加外，还增添了诸州学子投牒自进的比例，因此今年入京参加科举的人便达到了三千多人、将近四千众。
诸贡举人们最关心的自然还是各自前程，而朝廷考虑问题的视角要更加的宏大。科举制度虽然施行多年，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吏部主持并筹备科举事务。这样的安排，无论是科举还是铨选都控制于吏部一手，使得吏部在尚书省六部中职权一家独大，毕竟人事权乃是政治的根本，朝廷虽然分设尚书六部，但其他五部在职权上与吏部相比，根本不是一个体量等级。
这样的安排，诚然不利于权力的分割并立与相互制衡。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让吏部选司的职老要更加繁重，从秋冬到春夏几乎半年多的时间里都是在忙碌选礼。
李潼当然也想过将科举的筹备与主持转移到礼部中，但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一两句话那么简单。
吏部主持科举多年，相关的仪程人员等等诸事，都已经有了成熟的运作经验，若转移到礼部去，诸配套还要重新梳理磨合，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而且礼部去年也很繁忙，诸多大礼筹备下来，难以分出精力提前进行人事筹备。
所以今年的科举仍然由吏部进行筹办，只不过主持的主考官换成了门下侍郎姚璹。李潼还打算在今年年中将王方庆召回朝中，担任礼部尚书并进入政事堂，主要便负责相关事务的调整，这样到了开元二年便可以将科举的主持从吏部转移到礼部。
其实科举参考人员的增加与规模的壮大也并非全都是好事，往年的科举考试中，少的时候诸州贡举人加上在京诸学馆尚且不满千人，多时也不过一两千人之间。
科举所开设的诸常科中，除了早已经被废除的秀才科之外，其他的则以明经与进士科为主，即便再加上其余诸科，每年选录也只有一两百人，基本上还能维持十比一的选录比例。
可是今年的参考贡举人们，数量较之往年盛时都激增倍余，选录比例究竟是更严格还是更放宽，这也让人深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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