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岩依稀记得，在真正历史上，大唐平灭“高句丽”，貌似也就是在今后几年中。从王伏胜透露的消息来推测，大唐皇帝李治，非常有可能动了“出兵辽东”的心思。
仔细想想也是，“东、西突厥”皆名存实亡，“吐蕃崛起”尚需时日，大唐周边仅剩“高句丽”一个对手。此刻对其用兵，的确是个好时候。
可一旦开启灭国之战，钱粮当如水般洒出，在“用兵西域”刚刚结束之际，再度“征伐辽东”，大唐朝廷的财力决计难以支应。
按谢岩猜测，很有可能是自己当面向李治“灌输海外富饶”的思想后，这位大唐皇帝陛下才动了心，否则以李治的性子而言，不大可能会在“水师”和“军制”两件事上，行事如此果决，基本无视任何异议。
综合当下已知事宜，加上知晓历史走向，谢岩得出一个推断，即大唐“攻伐高句丽”的时间有很大可能会提前，而提前到什么时候，应当取决于“水师”那边的进展程度，当然也包括“勋贵甲兵”所能取得的“成果”。
正是基于此预判，谢岩果断去找贺兰敏之，请其行使“军丞兼任副都督”职权，下令“登州”、“洞庭”两处“水师官兵”，全员开赴“广州”集结；同时以最快速度准备了大批物资，运往“登州”，随船而行。
与此同步的是，谢岩提议，“水师”设“突击队”，由刘愣子出任教官，匡胜为副，二人共同自“勋贵甲兵”中招募少部分忠勇善战之士，加以突击操练，以及熟悉军械、器具，日后可作为操练“水师精锐”的教官。
至于其他作坊、学子和钱号人员的随行，那自是各有用途。
不管懂不懂，甚至连多问一句也没有，贺兰敏之完全采纳谢岩所有提议，直至某日遇见王伏胜才知晓，出发前听取谢岩所说，此乃陛下授意为之。
冯宝弄清楚了所有事情以后，心里那个“苦”啊！好心好意提出“重建水师”，哪知道偏就落在自己头上，若如此也罢，可天知道皇帝是怎么会想到把这事和“征讨辽东”关连起来，硬生生将简单的事弄得极为复杂。更可恼的是王福来，生怕自己“不接旨”，亦或找理由搪塞，竟然想出一个以“演练缴令”的方式，“逼迫”自己不得不领下“水师都督”一职。现在好了，麻烦事一大堆，千头万绪的到底应该怎样做呢？
冯宝决定选择安营扎寨于“铁家村”边，原因是村里人多，能够雇请到足够人手以充当“辅兵”。
在军卒与村民的合力下，一座占地极广，最少可以容纳五千军卒的营寨被树立起来。之所以建这么大，源于冯宝在途中发出的一道军令——命“水师广州何晓章部”，即刻全员开拔至“铁家村”，所有船只留于原地，置少量军卒看守。
之所以会下这道军令，是因为冯宝了解“军制变革”的具体内容，曾经与谢岩多次闲聊过此话题，怎样做，他多少还是有点数。既然谢岩把大唐水师全部调集“广州”，那就应该做彻底一些，聚齐所有，进而实施“精锐化改变”。
军中禁酒，所以在安顿好全体人员后，冯宝领着一大帮人进入“铁家村”，而族长铁男家中，早已备齐酒菜恭候。
“有仇必报不过夜”，是冯宝习惯。被王福来“算计”一把，令他很不爽，所以让人把贺兰敏之带来的几十坛“烧酒”全部送到铁男家里，今天晚上让王福来好好体验下“醉酒”的感觉。
“坑”别人的人，自然也要有被别人“坑”的觉悟。
王福来从冯宝第一杯“敬酒”时“不怀好意”的笑容里就察觉出“报复”的意味。只是他自觉“有愧”，很是“光棍”的“认罚”，倒弄的冯宝有些不好意思了，几杯下肚之后，便算揭过此事。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很久没有和“卫岗乡”老弟兄们一起开怀畅饮的冯宝，又一次喝多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察觉到，自己问及“警官可安好？”时，每个人脸上显露的那一抹不自然。
凡跟随贺兰敏之南下且能够在冯宝面前说上话的人，全部事先得知，皇帝有“禁言令”，任谁不得妄议“谢岩家事”。其实谁都知道，那位已然亡故的“谢氏夫人”与冯宝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事儿不提最好，故冯宝问起，是一片“尚好”敷衍声，哪怕是房元昭、刘愣子等关系极为密切之人，也含糊以对，他们倒不完全是畏惧“禁言令”，更多是不知道该不该说？在无法确定后果的时候，保持沉默是最佳选择。
冯宝怎可能知道那些“内情”，在他想来，没什么事就意味着平安，自然用不着多说多问。
冯宝见张猛、匡胜等酒量好的家伙大有不喝光不罢休之意，倒也无心拦阻，借口不胜酒力，与王福来、贺兰敏之二人走出铁家宅院，意欲步行回转“军营”。
行不多远，冯宝挥了挥手，示意众亲兵护卫离远点儿，而后张口道：“公公怎不在宫中享福，跑来这蛮荒之地？”
“咱家就是个劳碌命。”王福来自嘲地回道。
“冯兄有所不知，王公公可是自请圣命而来。”
“哦？是为何故？”冯宝很是意外贺兰敏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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