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叶不凡被司马炽封国有明升暗降的嫌疑，不过这仍堵不住洛阳名士投靠。
叶不凡由于渐渐了解晋朝的实际情况，反而对晋朝的士族投靠设定一定的门槛。许多士族名流本来并非庸才，许多士族文化家学渊源，文化水准相当高。但他们更适合混沙龙，搞艺术，而不是去议事厅开会。比如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之子，极为擅长书法和绘画，天资卓异，绝非庸人所能及。但他就象大多数士族子弟一样，可能适合做很多事情，可就是不适合做官。但他出身琅邪王家，按照特权当然能弄个官当。他就当了重臣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相当于骑兵参谋官。可他倒好，天天蓬头乱发，不干正事。
王徽之胡混的实在是太出格了。一把手桓冲有一天故意问他：“你是管什么的?”王徽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不知道。不过有的时候看见有人在我面前牵着马走。可能我是管马的吧?”（骑兵参军，说自己是管马的？用后世的许形容，这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桓冲脾气很好，没有骂他是头猪，反而进一步追问：“你管多少匹马?”王徽之说：“不过我从来不打听这个，怎么知道有多少马呢?”桓冲又问：“那最近死了多少匹马你知道吗?”王徽之觉得他的问题很愚蠢，说：“我连活马都不知道有多少，怎么知道死马有多少呢?”碰到这样渎职的下属，按理说应该革职拿办才对，可是桓冲没有勇气仅仅因为渎职就拿办一个士族。
自古以来的文化人说起才子，都是万分钦慕，要是才子做不了个大官，都说是官府没眼。比如擅长填词的柳永，皇帝认为他只适合填词，拒绝给他官做，后来就有文人抱怨说那个皇帝摧残文化，仿佛栽培文化就是给文化人官做一样。很多人酗酒成性，不务正业，也被一律附会为出自“无法实现理想抱负”“报国无门”而产生的苦闷心情，也许有人确实是这样，但在我看来，更多“骚人”根本就不是报国无门才去喝酒，他们简简单单的就是个酒鬼而已。他们不务正业，也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让他们施展才能，不过是因为他们游手好闲惯了而已。晋朝官员中，才子比例很可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但晋朝政治是何等光景?文化和政治本是社会中两支彼此激荡的力量，两者的合流不过导致了变态的社会结构。
晋朝的“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领以不过问军事为荣。”
士族产生出这样的风气，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士族依靠门第得到官职，如果让他们去认真处理公务，执行法律，那等于把他们和寒族官员放到同一考核标准上。这些寒族能在对他们大大不利的情况下博个功名，其平均政治才能必定在士族之上。一个没有淘汰机制，一个有淘汰机制，运行下来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士族官员和他们在同一标准来考核的话，其愚蠢无能必定昭然若揭。
叶不凡用人量才施用，这一下可是得罪了更多的士族，毕卓字茂世，新蔡鮦阳人也。父谌，中书郎。是历史上出了名的酒鬼，不理政事，这样的人来投靠叶不凡自然难以获得叶不凡的好脸色，从秦王府灰头土脸的走后。
毕卓逢人便说：“叶不凡如今不过是丧家之犬，即便是在战场打了几个胜仗。又能如何？依我看，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请我助他，休想！”
叶不凡听到下边暗影成员汇报这条信息，叶不凡都无言以对，暗想，论起无耻，毕卓可算是天下第一了。”
不过叶不凡明白，一个军事强人建立了一个帝国，他又该如何管理这个帝国呢?如果他不能向各个地方派出足够多的官吏，如果他不能考核控制这些官吏，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权力交托给某个地方贵族。他可以轮换这些贵族，他也可以打击那些对他不忠的贵族，但是他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没办法真正控制这些贵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贵族一定会积累属于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对帝国的离心力。由于中国古代人的关念只有嫡子可以继承祖业，然而各大士族嫡子却非常不争气，弄出一些白痴皇帝，白痴将军。无能刺史、无能败类。
这时，叶不凡想要实施复杂的行政管理，就必须填充、供养精细庞大的的官僚机构。叶不凡所需要做的就是用官僚替代贵族。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科举制度。虽然学校的事情并没有实现着落，这并不妨碍叶不凡施行科举制度。隋唐时代开始推行科举制度，而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贵族统治彻底终结、皇权变得至高无上。这个趋势再也没有改变。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颠覆了世袭倾向。在考试中获胜的人不是贵族，而是官僚。全国的士人，在同一个尺度上被选拔被考核，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官僚体系。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为了避免行政管理的队伍中出现败类，叶不凡把科举制度的考核办法，首位是德，然后是才，必须做到德才兼通，才可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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