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根据这份协议，英、法两国做出决定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区移交德国。
当德国通过这份协议试探出英法两国试图祸水东引的态度后，希特勒的心中再无和英法两国双线作战的顾虑，这份协议签署后，德国正式拉开了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序幕。
二战以后，我们再提到这份协议时，只会觉得英法两国短视，他们一心总想着坑苏联，最后却落得个害人终害己的结局。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我们翻开史书的时候，会发现历史上并不少见，在我国战国时期的时候，战国七雄之间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那就是《战国策》中赫赫有名的“宜阳之战”。
一、战国版“苏台德事件”：秦国攻占韩国宜阳，山东五国大行绥靖政策，拉开战国版世界大战序幕；
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招来左丞相甘茂，颇为感慨地对他说道：“我的心中一直梦想乘坐着垂帷挂幔的车子，驶过三川之地，去看一看周朝都城的风景，若能如此，寡人即便死去了也能心满意足了。”
三川之地在当时指的是黄河中上游的泾河、渭河和洛河流域，也就是周天子的王畿之地，即古人观念中的中原地区。秦武王说出这番野心十足的话，他的言外之意不言而喻：我要染指天下，取代周天子！
甘茂自然听懂了秦武王的弦外之音，他在为秦武王的野心所震惊的同时，也深深明白秦武王跟他掏心窝子讲这些话的目的显然是希望他能帮自己达成梦想。
所以，甘茂知道，当领导跟自己倾诉烦恼的时候，自己最优的回答就是给出帮领导解决烦恼的办法。
他的前辈张仪曾经说过：“要实现霸业，应先假意和魏、楚两国亲近，‘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张仪认为，秦国实现霸业的关键是夺取三川之地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要想夺取三川之地就必须先打韩国，韩国既是东西周的屏障，也是山东六国遏制秦国东进的关键，如果秦国不能先攻下韩国的话，就会陷入左右受敌的僵局。唯有联合魏、楚牵制住韩国，秦国才有机会攻破韩国的军事重镇宜阳，威逼周王室，挟天子以令诸侯。
虽然当初张仪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但甘茂知道，要想拿下三川之地，就必须先解决韩国的威胁，于是，甘茂就告诉秦武王：“要完成您这个梦想，我需要向寿陪我先到魏国去，同魏国相谈共同攻打韩国的事宜。”
从起源上来讲，韩赵魏三家都是瓜分了晋国这块蛋糕后，分裂出来的诸侯国，按照常理来说，它们三家的关系在一致对外这方面本因更加紧密。但因为利益纠纷的缘故，韩赵魏三国之间的关系却显得相当复杂，它们在面对共同的外敌时，时而会联手对敌，时而又会和敌人联合起来攻打曾经的队友。
这种看上去互相矛盾的现象，充分体现出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原则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秦国和魏国在应城这个地方举行了一次会议，而本次会议的主题正是：秦魏联合攻韩。
一旦秦魏两国能够达成同盟，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秦国和韩、魏两国双线作战的麻烦局面，另一方面就是秦国可以借助魏国的力量从后方牵制韩国兵力，让秦国能够攻下宜阳，顺利完成秦武王问鼎中原的野心。
甘茂为了促成这次结盟，他给了魏国无法拒绝的好处：共享伐韩的战利品，即分配给魏国一些秦军攻占的领地、掠夺的战利品。
甘茂在游说了魏国之后，并未就此停止的脚步，他还要去游说赵国在秦韩交战时看戏不要援助韩国，力求让伐韩的成功几率达到最大化。
根据《战国策》的记载，甘茂为了能够伐韩成功，他起码拉拢到了楚国、魏国和赵国的支持，而当时剩下的燕国、齐国两国，其中燕昭王新君即位正忙着恢复子之之乱破坏的秩序，无暇顾及秦韩之战。
换言之，至此，战国七雄中韩国当时能依靠的仅仅只剩下齐国了。在甘茂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基本已经稳了，即便有齐国这个变数，秦国的盟友也可以帮助秦国抵消齐国的威胁。
对于甘茂而言，秦伐韩国，最大的阻力反倒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秦国内部：当时秦国右相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他会百般阻扰甘茂攻打韩国一事。
这时，甘茂准备的搭档向寿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向寿是秦宣太后芈八子的亲戚，有他在，甘茂相信他会帮助自己挡住一部分来自樗里疾的压力。
为了让向寿更加积极一点，甘茂还给了他一剂猛药：“事成之后，功劳全部归您。”
从表面上来看，甘茂的准备工作已经相当完备了，可甘茂还是觉得不靠谱，他又向秦武王讨了一个约定：我领兵在外的时候，不论发生了什么情况，大王都要无条件支持我，不能因为别人的反对就猜疑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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