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所说的倒也不是什么客套话。
他的计划之所以可以成功发动，除了临安城外明军的压力过大之外，也有着城内流言的快速传播之功，那些隐藏在临安城内各行各业各处的天网军密探们为这场政变行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张栻，他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功属于他，这是没有争议的事情。
随后两人一起坐了下来，就这一次的事情做了一番交谈。
对于苏长生来说，张栻的加入还真是一件很让他感到意外的事情，因为以张栻的身份地位还有他在南宋学术界思想界的地位，他一开始是无法想象张栻会愿意加入复兴会组织的。
但是事实就是张栻不仅加入了，还是主动加入的。
长沙作为岳麓书院所在地，从北宋中前期开始就是整个宋朝很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之一，很多文人墨客儒学学士都和岳麓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张栻虽然作为名臣张浚的儿子，但是他之所以能在岳麓书院主持工作，的确是有他自己的本事。
事实上张栻在理学方面的功底是相当深厚的，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岳麓书院重建之后的振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他最为人所知的成就并不是办学的成就，而是以他为首，在《洪武政论》大规模进入南宋并且造成巨大思想影响之后，岳麓书院的师生们“勇敢”的站了出来，对《洪武政论》进行了猛烈抨击。
当时，随着明国国力的强大和对南宋造成的压力，南宋思想文化界遭到了猛烈冲击，相当多数量的士子们在残酷的现实之下对自己的所学产生了怀疑。
为什么苏咏霖如此狂悖之言可以使明国兴盛，而自持儒门正统的南宋却在两国争锋之中屡屡落败呢？
这种巨大的反差极大地冲击了部分儒门士子的思想，使得他们开始深入研究《洪武政论》，并且对南宋的官方思想产生怀疑。
而当这种怀疑逐渐扩大范围的时候，张栻和岳麓书院站了出来。
他们对《洪武政论》展开猛烈抨击，将其中的“狂悖之言”拿出来逐条辩驳、批判，并且召开数次讨论大会，坚持要把《洪武政论》里的“狂悖之言”批倒。
于是张栻便深受极其反感明国意识形态的保守派理学家们的欣赏，而他们也是在南宋政坛执掌权力的人们的代表，于是张栻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称赞，甚至得到了临安中央的夸赞。
以至于后来张栻带着岳麓书院的学子们润临安的时候还得到了赵昚的特别优待，给了他一个不错的职位和一份优厚的俸禄。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张栻是复兴会员。
张栻不是最早观看《洪武政论》的人，《洪武政论》传播进入南宋的时候，他对此尚且不在意。
之后他的一些学生在书院里偷偷摸摸的看这本书并且进行一些私下的讨论的时候，他得知了这本书的存在，并且自己也偷偷的看了起来。
越是深入研究理学，越是通过父亲和自己的经历深入了解南宋官场，在阅读了《洪武政论》之后，对他造成的思想冲击就越大。
儒门学说之中那些言之凿凿的真善美大道理在实际实践的时候所产生的反差感，张栻算是了解的非常深的一批人之一。
他自己就是士大夫群体当中的一员，所以对这个群体当中的内部情况，他再了解不过了。
所以当他阅读了《洪武政论》并且通过一些去过明国的朋友了解到明国真实发生的事情之后，才极为惊讶且绝望的发现南宋相对于明国的落后是全方位的。
各种意义上的腐朽和落后，再加上一群伪善小人从中作祟，把持权力，戕害天下，南宋能打过明国就奇了怪了。
当时，张栻还是抱着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想着从洪武政论当中找到一些救国的方法，然后总结一下，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总结一套新政，然后上表给赵昚，请求实施新政以对抗明国日益增长的国力。
但是当他把这个想法和他在官场上的一些朋友交流之后，朋友们纷纷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洪武政论》已经被南宋官方定性为是歪理邪说了，不管怎么样，南宋都会坚决抵制。
张栻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一叶障目，明国之所以强大，和《洪武政论》里的内容一定有关系，为什么要掩耳盗铃呢？
官场上的朋友劝说张栻让他冷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上面对此十分反感，所以他们最好还是当做什么都不知道比较好。
张栻无奈，只能生闷气，然后自顾自的抱着《洪武政论》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在某一天他忽然意识到《洪武政论》和儒学之间是存在一些共通性的。
双方对于道德，对于人类真善美品质的追求是一致的，且同样追求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是儒家学士们从古至今的最高理想追求，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在现实实践中，儒门学士们没有实现大同社会的行动和主观意向，反而堕入奢侈和腐败之中，自甘堕落，背离圣人道德，将所学的一切抛诸脑后，全力追求金钱、权力、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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