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对张居正的话半信半疑，因为以他高胡子的横劲儿，也不可能如此折辱一名大学士……难道世上真有比自己还牛的大侠？一时拿不定，也没有更多表态，只是劝慰了他一番，便把话题转到自己心中熊熊燃烧的那团火上，一脸坦诚道：“其实我高拱去年黯然下野，本来无颜再回京城。但现在我回来了，却不是为了出口恶气，更不是为了谋取私利……我高拱连儿子都没有，又有什么好争的呢？”说到这，他的脸上泛起一层熠熠的光道：“但我依然要争这个权！你那个《陈六事疏》我看了，写得很好，我深表赞同。国事如汤如沸，再玩什么君子政治的把戏，只能陷入党争的泥淖不可自拔。现在就需要省议论、振纲纪，让那些一味空谈者闭嘴！让那些*****出具，只有这样才能有希望！”
自从提出《陈六事疏》之后，张居正并没有等来热烈的反响。除了赵贞吉会冷嘲热讽一番外，其余人等都表现的很冷淡……但张居正并没有气馁，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建议终究会被赏识。
而如今，那个人回来了。
其实早在嘉靖四十五年，高拱便上了一道《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全面分析了国政朝事的积弊所在，力言非荡涤陋垢，则难以抢救沉疴，但又强调，事态仍有可为，端在施行整顿改革。认为不论在吏治、边防、军备、财政更各方面存在的弊端，都是由于所谓的‘积习之不善’所致。无非是二百年来淤积下来的，诸如脱离实际的过时规章制度；陈陈相因，习惯成自然的陋规恶俗。他痛切的指出，此正是‘天下之大患’所在。
他将这些‘积习之不善’，总结为‘八弊’。分别是官场中的‘执法不公’、‘贪贿、不恤名节’、‘不敢任事’、‘嫉妒’、‘无效率’、‘党比掣肘’、‘因循塞责’、‘浮言议论’，正是这八种积习，导致朝廷士风不正、公论不明。而官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以之为圣法恒谈，父昭其子、兄勉其弟，唯恐不能化而入也。其染无迹、其变无穷，遂使天下之病重矣。”
并在在那道奏疏中明确指出，种种痼疾植根深厚，只靠公文申饬、刑罚禁止，实不能彻底各处。非得寻根探源，施用大手术以割治之，决不足奏效。他坚定的认为，只有摆脱传统的羁绊、铲除诸种不善的积习，才可以推行认真的改革。
正如他在给还是裕王的隆庆上课时，所讲过的一句话‘事以位易，则易事以当位；发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
其实这些弊端，睿智如徐阁老也一样心知肚明，然而高拱胜过徐阶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知道问题所在，还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那次早朝上，高拱慷慨激昂对隆庆道：
‘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于是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者则争妒者息！核课程则推诿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苟且者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受！照此八法施行，有能自立而脱去旧习者，必赏必进其仍旧习者，必罚必退使人回心向道而不敢有梗化者奸乎其间，而八弊庶乎其可除矣！’
这其实就是高拱胸中的施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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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张居正也上了一份《陈六事疏》，呼吁隆庆励精图治、运用皇权以大振乾纲，下决心清除积弊陋风；着手进行必要的整顿和改革。疏中力言道：‘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间，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可见他将所谓‘改易’、‘更化’作为指导全局的急务，实在表明，时局败坏至此，势必须改弦复转，否则将无从摆脱窘困已极的危局。
他在疏中所陈六事，乃是针对时下朝野盛行的空论浮言，‘徒知哗众取宠、不切实际的言论’，提出了‘省议论’；针对时下的纪纲不肃、法度不行，提出了‘振纪纲’；针对隆庆登极之后未能亲裁政事，以至于权威沦丧，使群臣对谕旨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因而提出‘重诏令’；针对时下赏罚用舍予夺不公，提出了‘核名实’；针对时下国库藏空虚，水旱灾伤频仍，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要求节财耗、尚俭朴，因而提出了‘固邦本’；针对边防积弊深重，鞑虏来去自如，提出了‘饬武备’。这六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要求集中权力、统一认识、施行各方面的整顿，以富国、裕民、强兵。
这也可以看成是张居正的施政纲领。
显而易见，两人的基本精神是高度一致的，都是立足于除旧布新，将国家的前途寄托于改革上。虽然他们的上疏时间不同，基于客观背景不同，因而在理论的角度当然略有不同，但却明显的前呼后应，有志一同！
这才是高拱对张居正格外宽容的真正原因……对于高阁老来说，阻碍他改革的，都是必须打倒的生死仇敌；而能帮助他改革的，则是战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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