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修长城三年，各项花费折银六百万两之巨，这还是在基础最好、距离京城也最近的蓟镇修建。而长城的特点又是，‘一瑕则百坚皆瑕’，但如果九边长城都按这种标准修，没有三千万两是打不住的。
沈默掌权期间，国库存银从没到过千万级别，时常在五六百万两打转。从万历六年起，北方又普遍遭遇旱灾，长城也就一直没修成。
但是情况在万历八年以后起了变化。去岁八月底，兵科给事中顾允忽然上了一道奏折，言各地总兵不宜久任，为了防止各边驻防军门拥兵自重，应经常给他们换防。其中特别提到戚继光和李成梁，说他们卫戍蓟辽权责重大，已坐纛十余年，就算为了保护他们，也应该换任。
其实这是张四维早就与皇帝商量好的，要将沈默昔日幕下诸将一一调离，然后换上值得信任的将领。虽然张四维离开朝堂了，但他的党羽仍在，那顾允便是张四维的学生，他一上本，万历便心领神会，很快下旨命朝臣议论。
尽管大臣据理力争，说大规模撤换边镇总兵，会导致边防不稳，但最忌讳的就是边将结交内侍，谁也不敢出言太甚。最终将此本通过廷议，定出了第一批换防的六名总兵官，赫然列于榜首的是戚继光、还有宣府总兵马芳、河套总兵刘显、大同总兵尹凤、广西总兵汤克宽、广东总兵李锡。除了马芳因为年迈，直接退休之外，其余五位都被调往内地。虽然职务不变——都是二品总兵之衔，但实际上大相径庭。在边镇行辕，麾下强兵劲旅十余万，而内地总兵统领的兵士只有一万多人，对付的也仅只是流贼乱民。
反倒是辽东李成梁，被两位兵部尚书，以辽东战事激烈，他人不能胜任为由保了下来。而姚苌子也因为一封缴获自西班牙人手中的信件，被留在了东南水师。
此道圣旨一经公布，立刻舆论大哗。被调换的六位总兵，都是身经百战，能独当一面的名将。正是因为有这六位的镇守，十几年来，鞑靼倭寇才一直不敢犯边，国家也一直保持安宁。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其是北方的蒙古人，休养生息十几年，会不会又变成兵强马壮的虎狼之师？这谁也说不准。如今突然将几乎整条防线换掉，让一些碌碌无为的继任者来担当国防重任，怎么能让人放心。
万历是最不放心的一个，他的应对之策就是修长城——将九边的边墙都修成蓟镇这样，我的江山不就固若金汤了？对将领的依赖程度也将降到最低。所以在调换六大总兵的同时，他便命兵部、工部派员到各镇考察，制定修筑边墙的计划。
今年七月，兵部会同工部、户部提交了预算，皇帝一看就晕了，足足要三千八百万两！且不说国库里没这个钱，就算有的话，要守财如命的万历皇帝拿出来，也跟杀了他差不多。但转念一想，这可是沈默没干成的事儿，要是自己把它干成了，那说明什么？
再说自己当一任皇帝，总得有点名垂青史的功绩吧！修好了长城，子孙万代都感自己的恩。这样一想，皇帝终于咬牙决定，修！他钦定了第一期工程是辽东镇的三千里边墙。按计划，这段长城将被拓展到五千里，建造要求与蓟镇相同，初步预计需要一千八百万两白银。
报纸上并没有刊出预算，但沈默当过这个大明朝十几年的家，岂能不知道该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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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修边墙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下一个项目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
第三条新闻乃明年春天，万历皇帝要亲临天寿山皇陵拜祭。按照本朝的礼制，后嗣之君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前往天寿山谒陵，举行祭礼，这本是平常之事，然而在上月末所下的谕旨中，朱翊钧提出，要在躬诣天寿山行祭礼的同时，勘选寿宫地基。本月十四日，他又给礼部下了一道圣谕，责成他们尽快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当然祭祀都是成例，依葫芦画瓢就成，皇帝关心的是自己的寿宫选址。
礼部不敢怠慢，次日便奏上一道题本，汇报了半月来的准备情况，他们已派祠祭员外郎陈述龄会同工部都水司主事阎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和谙晓京畿一带地理的方士连世昌等人先期前往天寿山察看，并且已选中三处供参考，即永陵东边的潭峪岭，永陵北边的祥子岭，东井南边的勒草洼。
为慎重起见，万历决定派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诸大绶，和司礼监太监张宏先期前去相择，在勋臣、文臣、内臣中，这三位的官阶和资历都是最高的。同时命礼部再举荐一些通晓舆地术的官员随同前往，于是通政使司左参议梁子琦、佥都御史胡宥以等人谙晓地理，也加入到选择寿宫地基的行列。
这一年，万历皇帝还不到二十岁，对于这位年轻的皇帝，在青春盛年如此关注自己陵寝的营建，世人深感费解。当时便有御史邓便，有感于当时民苦重役，又遭大旱，建议推迟兴工，报上刊登他的奏章节略曰：‘世庙即位十七年才有此议，又迟回者数年，盖慎之也。皇上春秋方盛，且用民之力必以其时，诗曰：‘我稼既同，上入执公功，盍姑己诸’。’对于这样的儒生说教，万历采取了留中不报的处理方法，但报业中人无孔不入，竟取得了奏章的抄件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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