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可能不信，贞观朝河套地区的百姓，对植树造林非常感兴趣，而且“乐此不疲”。
究其原因，大概是为了防止大风刮的太厉害，把碱蒿子给干死。
同时又因为丰州、灵州等地，引进了一种“天竺黍”，这种黍因为个头太高，很容易出现大风天“倒伏”，又逼得河套地区的老乡们继续种树。
漫漫荒原有心开垦，奈何人力不足，填在现有的农耕区中，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再想开辟更多的田地，基本是痴心妄想。
而原本的游牧、放牧，因为朝廷为了便利管理各个部族，严格划分了草场，加上广种苜蓿，大量修建青料塔，基本大一点的聚落，都不会扩大种群。
其中树立起来的典型，就是斛薛部，也就是现在的薛州。
整个斛薛部，目前的主要营收，就是靠出口劳动力、羊毛、皮革、碱面、风干肉制品、奶干制品。
从事游牧，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都没有。
原因也是多种的，一是朝廷明令禁止蓄奴，草原传统游牧，真正经手游牧的群体，其实是牧奴，现如今明令禁止蓄奴，除非斛薛部降而复叛，否则根本不能进行这样的活动。
二是一帐或者数帐的小型聚落，抗风险能力极差，不管是夏季的疫病还是冬天的雪灾，脱离组织就是死，跑路去金山以北，除非跟野人一样生活，否则要么被蚊子咬死，要么被大雪埋死，绝对没有别的出路。
三是朝廷为了消化“昆仑海”地区和河中地区，长期施行草原抽丁移民的政策，这个政策带来的补贴，是各部首领的重要收入组成，同时也能缓解部族内部的资源分配压力。
实际上自夷男被诛杀以来，整个高原地区，长期处于一种资源动态平衡的状态。而其中大量的部落头领，在进入到唐朝体制之中后，因为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加上人员的大量交流，他们迅速地高效地，从一个普通的部落酋长，转化为一个不算太合格，但一定很称职的官僚。
做一族之酋长，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要琢磨着今年的水草肥不肥，要想着今年的牛羊壮不壮，甚至要不要提拔几个牧奴成为族人，都是要想好的，不能出错。
甚至跟别的部落竞争，失败之后是投降还是跑路，这依然要想好。
但转型为官僚之后，比如斛薛部的族长，成为薛州刺史之后，每逢灾害，他要做的事情就两个。
一，找上官或者老大帮忙。
二，原地待命。
至于说慰问灾民之类的……如果是斛薛部时期，作为族长，那肯定是要干的。但他薛不弃现在是薛州刺史，这活儿轮不到他来干，自有天使前来慰问，他只要负责跟着喊“辛苦了”就行了。
大部分时期，薛不弃薛刺史，平日里上班就是划划水，别看薛州残破鄙陋，办公场所还是有的，用了不少水泥。
原先修建的归降城、受降城因为军事上的意义不再存在，逐渐就变成了薛州境内的两个畜牧中心，其中归降城主营屠宰和制革，受降城主要功用是分选饲料。
至于薛州治所，则是迁徙到了狼山附近，朝廷特意赐名狼山县。
狼山县别看小，城市人口数量比一般的中原县城还要多，一万两千多的城市居民，按照中原传统来计算，差不多是两千四百多户。
其中有不少的一部分，是匈奴遗民，也就是呼延部。
只是居住在狼山县的匈奴人，其主要工作却是种地，“天竺黍”最早就是呼延部通过贸易，从天竺带过来的。
薛州刺史薛不弃得知前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之子，居然搞到了丰州的碱面场，便来了精神。
原本京兆韦氏暗中控制丰州这一出碱面场的时候，薛不弃根本没机会和碱面场打交道。
他既不能做中间商，也不能做承销商，甚至连做个买家……京兆韦氏也没打算卖给他。
原因很简单，京兆韦氏在直隶近畿和关中地区，本身就有大量的自销市场在，碱面场每年制作的那点碱面，自己都不够用，又怎么可能卖给薛不弃呢？
而随着磨面技术的进一步升级，小麦种植面积的进一步增加，但凡家有余财的，都愿意吃口感更好的面食。
饮食习惯的改变，又进一步促进着碱蒿子的种植规模，以及碱面的产量。
但这根薛不弃关系不大，他在狼山附近的几个荒原，也有碱蒿子种植，可销路主要是散单，反而是丝路上赚头更大。
对薛不弃而言，能够从近在眼前的丰州赚钱，又何必舍近求远？
最重要的是，管理碱面场主要靠堆人力，一个大型碱面场的劳动力数量是相当丰富的，这就导致每天的粮食消耗不低。
薛不弃既想出口劳动力到丰州各个碱面场，又想把粮食也卖过去。
在河套地区，薛不弃以前可能没辙，但现在他还真是粮食大户。
究其原因，就在匈奴人种植的“天竺黍”上。
大河工坊有农官把“天竺黍”做了标本之后，送到了武汉。
老张看到“天竺黍”之后，才知道这玩意儿居然是高粱。非法穿越以来，老张真就没见过粮食用高粱，不能当粮食吃的高粱，倒是见过不少。
原本老张还寻思着，社稷的稷就是高粱，结果去了长安之后才知道，稷是糜子，就是非粘性的黄米。在武汉认识曹宪之后，曹老爷子告诉他，糜子还能写作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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