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等人告辞离去。凡奏议都需要反复讨论，朝议通过，然后才能下令实施，尤其像这种关系到王国存亡的大计，更需慎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不过宝鼎的这份奏议让尉缭等人对他的天才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个少年公子非同凡响，前途不可限量。
秦王政把宝鼎留下，详细询问细节，尤其尚书台一事更是问得仔细。
这个时代，王权和相权还是泾渭分明，君王做君王的事，相国有相国的职责，君臣各司其职。相国的职权非常大，有时候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这是时代的需要，各国的首要政治目标就是强国，强国的前提是富国，富国就需要一个称职的相国来做具体的事，军政财大权一把抓，君王要充分放权。君王也是普通人，即使有天纵之才也不可能无所不能、面面俱到，他还得依靠相国等一帮公卿大臣帮他治理王国。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时代中土诸王国的疆域最大的也不过方圆数千里而已，基本上是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相对来说，这时代的君王对王国的控制力还是非常强，像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这种士卿篡国的事还是非常罕见。
到了大一统时代，疆域万里，不管是君王还是士卿，也不管是地方大豪还是普通庶民，都需要一个适应时期。大一统不是简单地把国土整合，把律法文字统一就行了，它首先要让天下人接受大一统这个理念，然后在大一统的基础上，逐渐接受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这个变化包括思想、制度、社会风俗，甚至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它需要人们去接受它，认同它，直到最后服从它。
就权力中枢来说，大一统时代的到来与中央集权是相辅相成的。大秦统一之后，的确是集权了，但做得不够好，原因就是旧贵族旧官僚没有被消灭，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对抗君王的高度集权。
韩非之死，可能就是咸阳这种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因为就是他提出来用“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实现大一统。君王高度集权了，其他人怎么办？其中的利益损失谁来补偿？不杀他杀谁？
秦灭，项羽大封诸侯，连他自己十九个王。这是彻底否定了始皇帝的“大一统”，但结果证明项羽大错特错了，“兼并”战争随后爆发。五年时间的后战国时代，史上统称为楚汉相争，死亡上千万无辜，中土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唯一的好处就是把从战国遗留下来的旧贵族旧官僚彻底消灭了。
刘邦再一次“大一统”，这是一次由闾左贫贱完成的大一统，新贵族新官僚们可以轻轻松松地坐在一起，一边聊天打屁一边瓜分利益。
这帮“革命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实施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制度。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后果是中央没有形成大集权，结果就有了“七国”之乱。然后汉武帝出来了，在先辈打下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央集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外削藩，对内加强内廷权力，以内廷的尚书台来削弱和钳制外廷的相权，直至逐渐架空丞相，架空三公重臣，形成皇帝指挥尚书台，尚书台指挥外廷府署的高度集权的权力架构。
在宝鼎看来，大秦统一后，因为旧权贵旧官僚的存在，即使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中央真正集权的难度还是非常大。
始皇帝和法家大臣们显然选择了一条非常激进的路，强制推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就像乱世用重典，沉疴用狠刀一样，试图以一往无前的气势直接实现法家“大一统”的终极目标。
失败了，帝国灭亡了。不管秦始皇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巡游，也不管他最后是死在沙丘还是死在咸阳，甚至就让他再活个十年二十年，帝国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因为帝国这架马车一直在高速奔向深渊，因为当时的“叛乱者”已经蓄势待发，就等着某个“先驱”点燃“革命”火种了。陈胜吴广大旗一举，一夜之间，“革命者”席卷中土。这种情况下，帝国的灭亡是早晚的事，就算大秦扑灭了这次“革命”的大火，前赴后继者依旧源源不断。
宝鼎牢记荀子说过的一句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天下苍生的人心向背直接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帝国若要延续，就要厚待苍生，让天下苍生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所以国策至关重要。帝国的国策要以民为重，以天下苍生为重，为此中央集权又至关重要。中央集权了，权力中枢的利益纷争少了，君王说一不二了，这时候如果君王念及天下苍生，实施偃武修文、与民休养之国策，当可保帝国长治久安。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拯救帝国的方式，宝鼎自己都不相信它能成功，但他实在找不到其它的拯救办法，他只能先试试再说了。随着宝鼎对这个时代了解得越多，融入得越多，他就越是绝望。试想，现在连他自己都身不由己，在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血腥搏杀，更不要说其它权贵了。这样发展下去，宝鼎感觉自己不是在拯救帝国，而是在加速帝国的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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