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的国防策略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不清楚。在商鞅变法之前，大秦主要是向西拓展领土，变法之后，大秦转而全力向东拓展。这个国策至今未变。总结起来，无非就是生存，就是称霸，至于说统一，那还是个理想，只不过武烈侯的横空出世，让这个理想变得清晰可见了。
守内虚外？守外虚内？这句话两位公卿听得懂，只是第一次从武烈侯的嘴里听到，他们的思路突然大开，同时也感受到了武烈侯远大的志向。有宏图大志的人根本不在乎眼前这些蝇头小利，可叹秦王和咸阳的公卿大臣们以己之心度武烈侯之腹，根本不相信武烈侯的忠诚。
“如果我大秦的国防策略是守外虚内，以攻代守，积极防御，那么我大秦的军队当然要放在国门之处，以便随时杀进敌国，把战火燃烧在敌人的国土上，不断地击败敌人，拓展疆域。大秦的疆域越大，京都就越安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宝鼎冷笑道，“当大秦的军队在敌国的战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时侯，京都还需要大量的镇戍军吗？”
熊炽和冯劫在这种大事上不敢擅自发表意见。在宝鼎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两人只能表示如实奏报。
宝鼎也不做纠缠，他只要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带回咸阳就行了。
在行政制度上，秦韩魏三国大体近似。宝鼎在郡县二级地方官制的官员配置及其职权，还有本地官吏的选拔等方面做了一些有利于加速整合的改动，但在学府制度上，宝鼎坚持重建中原的文化学术中心地位，给中土士人一个展示自我价值，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
士人最大的理想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此他们要入仕，要做官，但此举牵扯利益太大，咸阳肯定有一番激烈博弈。
在赋税制度上，中土各国也是基本一致，田租、商税是王国财政的两大来源，冶粟内史和少府是王国的两大财政机构。因为田租受制于农耕水平，所以各国都把增赋的目标放在工商业上，像白圭、计然等人都提出了以商富国的策略，而吕不韦更是身体力行积极实施，导致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蓬勃发展。
不过，宝鼎知道工商业的发展决定于农耕水平，只有农耕水平提高了，粮食满足需要且有盈余，大量劳动力从农耕中解放出来，工商业才会真正意义上发展。这个时代的工商业兴盛主要是因为列国争霸，中土诸侯林立，战争频繁，各国需要大量物资，更需要互通有无，这才有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土统一后，迫于农耕水平的落后，帝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要遏制工商业，“重农抑商”肯定是统一后的基本国策，这一点宝鼎有清醒地认识，他所能做的就是在“重农”的基础上兼顾一下工商业，而不是像历史上的那样全盘否定工商业，甚至一棍子把商贾全部打死。
当前中土大势依旧是诸侯争雄，虽然秦国雄踞西方，一枝独秀，但木秀于林，风必催之，谁敢保证大秦在占据优势下的情况下可以顺利地统一中土？或许一着不慎就满盆皆输了。所以宝鼎认为，现在咸阳就急不可耐地掠夺韩魏巨商富豪的财富，把白氏、孔氏、张氏这种传承几百年的巨商彻底打倒是极端错误地做法，对大秦来说，此举除了掠夺一点财物外，再无好处，有百害而无一利。
“自伊阙一战后，韩魏两国便走向衰落，而长平大败导致赵国一蹶不振，韩魏两国就此失去强援，前景黯淡。韩魏两国的巨商富贾也就从那时候开始逐步把财富向齐楚秦三国迁移。”宝鼎说道，“相信此事你们也有耳闻，像这种传承几百年的官商一体的大家族当然不会有与国共存亡的念头，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家族和财富，早就未雨绸缪，开始谋划生存与发展大计了。”
“我们刚刚拿下中原，咸阳就毫不留情地打击和镇压韩魏两国的巨商富贾，这将给中土的巨商富贾们传递一个怎样的讯息？”宝鼎冷声说道，“当巨商富贾在秦国看不到未来，人人自危的时候，必定纷纷逃亡东方诸国，这将给大秦带来多大的损失？将给统一大业设置多大的障碍？”
“反之，如果咸阳善待韩魏两国的巨商富贾，利用他们的财富和广布中土的深厚人脉，不但可以大肆掠夺敌国财富，减损敌国国力，还能给大秦带来源源不断的商税和战争物资，尤其重要的是，这会给敌国的巨商富贾们以希望，当敌国摇摇欲坠之时，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极有可能倒戈一击，而这些人的隐藏力量极其庞大，他们的倒戈一击在关键时刻将决定敌国的生死。”
宝鼎说到这里，言辞恳切，“请两位回到咸阳，务必把我的这一观点转呈大王和中枢公卿，请他们慎重考虑，以免一步错步步错，延误了统一大计。”
这话就是威胁了，言下之意咸阳如果一意孤行，那么他将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咸阳打击和镇压韩魏两国的巨商富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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