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子火速赶赴寿春。宝鼎则给公子扶苏、昌平君写了封信，把江南局势和自己新的西南策略详细告之，请他们调整谈判策略，进而推动楚国政局的变化。
接着，他把修改后的远征西南之策上奏咸阳，同时给秦王政写了封私人书信，把西南策略的实施提高到了关系到中土和大秦存亡的新高度，试图以此来说服秦王政，赢得咸阳的支持。
宝鼎在全力解决江南危机的同时，又指挥水师继续与楚国楼船对峙，两万步军则部署于洞庭和湘水交汇之处，阻御楚人攻击长沙。
荆轲和熊庸则率三万军队进入老山界，占据湘桂谷地，然后沿着离水（漓江）推进百里，扫清老山界一带的百越人，为开凿大渠做好前期准备。
墨者马骕、姜平带着一帮墨家子弟深入湘桂谷地勘察地形，拟制开凿大渠的具体方案。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宝鼎命令东方无畏带着两百黑鹰锐士贴身保护。
盖聂则带着十八方镇的民众开始垦荒拓地，在南岭之下建设新家园。
魏起则安排护军府的一帮掾吏奔赴各地筹措粮食。现在江南严重缺乏的不是金银绢帛，而是粮食，赖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粮食。
江南局势在武烈侯和各级军政官长们的努力下，逐渐走上正轨。
也就在这个时候，蓼园巨贾们陆续赶到了长沙。宝鼎在长沙城相迎，亲自向他们阐述修改后的西南策略。
新的西南策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垦荒，利用转徙而来的百万人口，增加江南的土地和粮食产量；二是开凿大渠，把湘水和离水连为一体，连通大江水系和西南水系，继而贯通南岭；三是远征西南。
这三个步骤的前两个步骤都需要巨贾们的财力支持。此策耗费惊人，即便咸阳支持，但考虑到大秦当前最为急迫的是统一中土，所以咸阳最多也就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财力上的支持肯定有限。
西南策略投入大，但看不到利益。未来就算大秦统一了中土，西南终究还是边陲，还是蛮荒之地，只有无止尽的投入，没有利益产出。无利可图的事情谁会干？秦王政和咸阳中枢从统一后的天下大势出发，当然会意识到西南的重要性，但重视程度有多高？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秦王政和咸阳中枢所能给予的重视都有限，由此可以想像西南策略在实施过程中的难度。
蓼园巨贾们在过去两年里收获巨大，但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惊人。
武烈侯与关东合纵军交战，大秦本土巨贾在钱粮上全力支持。武烈侯攻占中原，还是依靠这些巨贾们的钱粮支持。武烈侯南下攻打楚国，军资还是出自这些巨贾。而这次中原危机的解决，更是把巨贾们的私库彻底掏空。
但武烈侯给予的回报非常丰厚，巨贾们以粮食和各种物资赢得了武烈侯的信任，赢得了土地、作坊、庄园、金银珠宝等各种财富，赢得了垄断之下的盐铁之利，尤其赢得了蓼园在诸多领域的新技艺。大家一起在中土牧羊，一起剪羊毛，一起掳掠中土财富。
这一次武烈侯再创奇迹，在解决中原危机的基础上又拯救了百万灾民，武烈侯的西南策略算是完成了，后期的投入应该不大了。至于远征西南，巨贾们根本没放在心上，远征西南事实上就是武烈侯的“画饼充饥”之策，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然而，让巨贾们目瞪口呆的是，他们在长沙看到的依旧是“疯狂”的武烈侯，他不但拿出了一个新的西南策略，而且还是一个只“烧钱”不产出的策略。这次武烈侯终于露出“狞狰”嘴脸，举起血腥屠刀，要痛宰他们了。
武烈侯当真要做“天下第一劫匪”抢劫他们？当然不会，抢劫他们的财富就等于抢劫他自己的财富，哪有自己抢劫自己的道理？
武烈侯还是一如既往，和他们做交易，不过这一次的交易做得更大而已。
逐利是商贾的本性，就算商贾中不乏有远见卓识之辈，但他们的远见卓识也是用在“逐利”之上。
中土最大的敌人是大漠上的匈奴人，未来必定会爆发声势浩大的南北战争，战争耗费惊人，这就给了商贾“逐利”的机会。大秦的国力有限，现在正在打统一战争，未来还要与匈奴人进行南北战争，这等大规模和频繁的战争显然让大秦无力支撑，于是这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库穷竭的情况下，君王和王国大肆掳掠民众财富，民众的财富会在一夜间化作乌有，还有一种情况则正好相反，是调集民众财富，以赊贷等方式整合全部国力，以举国之力进行战争。
这两种不同政策造成的后果是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不同。第一种政策显然对君主和王国有利，战争打赢了，君王和王国可以迅速恢复元气，而第二种政策则让君主和王国在战争后陷入财赋崩溃的窘境，不得不依靠长期赊贷来慢慢恢复元气。在这个过程中，民众越来越富，而君主和王国始终拮据，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对君主和王国十分不利，最终将演变为君主和王国在权利上的严重损失。
很明显，大秦面对未来严峻的局势，必将采取第一种政策，名义上称之为“重农抑商”，实际上就是掳掠民众财富，否则大秦没办法支撑未来的大规模的频繁战争，但这种政策显然是“竭泽而渔”的短视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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