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安静聆听，一言不发。
甘罗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宝鼎，看他神色如常，于是继续说道，“公子扶苏虽是长子，但他的母亲是楚国公主，大王如今又正在打击熊氏外戚，就算他拿到了灭赵的功勋，他的储君之路也异常艰难。相比起来，公子高的母亲是老秦人之后，假如公子高的功勋足以与公子扶苏相比肩的话，公子高成为储君的希望更大。”
宝鼎闭上眼睛，靠在车座上，脸上露出疲惫之色。
甘罗再度观察了一下宝鼎，感觉到宝鼎并没有不满之色，于是壮着胆子接着说道，“武烈侯先是奏请咸阳宫让公子扶苏出镇中原，现在又奏请咸阳宫让公子高远征江南边陲，这背后所隐藏的用意至此基本明朗，朝野上下大概都能猜到武烈侯的意思。武烈侯之所以让公子扶苏出镇中原，不过是为公子高出镇江南铺平道路。武烈侯还是秉承当初的主张，坚决让老秦人获得王统的控制权。未来，王统的归属无疑是咸阳政局的焦点所在啊。”
“还有呢？”宝鼎闭着眼睛淡淡地问道。
咸阳发生的事他一清二楚，无论是黑冰台还是潜伏黑衣，都给了他详细的禀报。公子高出镇江南，在咸阳掀起了轩然大波。王统归属其实并不是最主要的争论，朝堂议论的焦点还是大秦基本国策的改变。
大秦自商鞅变法以来，遭到打击最严重的就是宗室和豪门贵族，他们的特权被一点点剥夺，他们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这也直接导致了宗室和豪门贵族的没落，与此同时，寒门贵族和军功贵族乘势而起。王国在发展和强大的同时，国策也更倾向于既得利益团体，权柄也渐渐被他们所控制。
昭襄王主政后期，这一现象达到顶点，最终引爆了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血腥残杀。熊氏外戚被驱赶，以武安君为首的豪门贵族遭到了重创，但寒门贵族也遭到了凶猛的反噬，损失惨重，大秦由盛转衰，最后仅靠蔡泽、蒙骜等关东人勉强维持。
熊氏外戚重新崛起后，咸阳矛盾更为复杂，本土老秦人包括宗室在内的利益集团与楚人、关东人等非本土利益集团的矛盾连续爆发，但归根溯源，还是大秦基本国策的问题。大秦基本国策秉承商君的“法治”，“法治”的核心就是如何分配大秦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在权力和财富中的分配比例。因为“法治”的目的是“强国”，那么“国”就应该占有最多的权力和财富，如此一来，在权力和财富分配中占有比例最高的宗室和豪门贵族理所当然成为“打击”和“削弱”的对象。
这就是大秦强大之后，各方势力矛盾激烈，血腥厮杀，继而导致政局连续动荡的重要原因。
“国”强大了，权力和财富更多了，其原有的分配比例对“国”就不利了，于是就要修改，就要从既得利益集团的嘴里“抢食”。谁愿意把到嘴的食物再吐出来？没办法，只有杀。
昭襄王主政后期就是如此，血腥残杀，触目惊心。昭襄王一死，熊氏外戚再度崛起，当然不满意昭襄王所拟定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方案，于是再杀，政局极度动荡。现在华阳太后死了，秦王政总算熬出头了，他当然也不满意现有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他要集权，要总揆大权于一身，于是杀戮再起。
中央集权所对应的地方制度是郡县制。当前中土除了秦国和赵国实施郡县制以外，其他诸侯国都是采取郡县和分封并存制，君权相对来说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和君权受限下的郡县、分封并存制，其本质核心就是对王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
现在秦王政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随着大秦在统一战场上的不断胜利，疆土的不断扩大，权力和财富的不断拓展，王国的权力和财富如何再分配。
昭襄王时期的“两败俱伤”最终伤害了王国，大家都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秦王政当然不敢重蹈覆辙，但大秦强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得益于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财富的合理再分配，所以按照这样一条“正确”的路走下去，随着韩非集法家学术之大成的“法治”理论的出现，秦王政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和认定“中央集权”才是唯一可以推动大秦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东诸侯国一个个倒在大秦的攻击之下，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关东诸侯国所采取的国策是错误的，是无法推动王国持续发展的，由此更加坚定了秦王政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中央集权”的推崇。
武烈侯并不反对中央集权，但早在他第一次与秦王政讨论治国之术的时候，他就说到了在统一之初就实施中央集权的诸多弊端，考虑到现实情况，他主张统一之初还是要采取以与民休养为最终目的无为而治，等到王国强大了，中土稳定了，才开始渐进式改革以集权于中央。说白了就是一个以“德”治国，以“德”征服关东六国的人心，另一个则是以“法”治国，以强权驭民，以武力征服关东六国的民众。
秦王政和他的追随者们当然不能接受武烈侯的主张，所以一脚把他踢出咸阳，不允许他干涉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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