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和赵高既然敢于发动“沙丘之变”，可见当时的王统之争已经激烈到了何种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点妥协余地都没有。李斯敢于行大逆之举，矫诏诛杀扶苏，足以证明他当时的艰难处境。他要是不杀扶苏，扶苏必然杀他，所以他走投无路，只有铤而走险。
李斯当时是左丞相，相比起来，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赵高的官职太小了，实在不算什么，“沙丘之变”的主谋肯定是李斯。至于后来赵高和李斯为什么反目成仇，肯定是因为权力斗争的缘故。这里面或许就有朝堂上的对手在其中实施离间计，以挑起权臣相斗。李斯是沙丘之变的主谋，大秦自二世继位以来内忧外患，国祚濒临分崩离析，朝堂上肯定有人极其仇视李斯，借“赵高”之手诛杀“李斯”也是理所当然。
太史公在《史记》中对李斯这个楚人抱着同情之心，把赵高写成了摧毁大秦的“恶魔”，但其实抱着史书仔细推敲，不难看到李斯才是摧毁大秦的“恶魔”，他一手策划了沙丘之谋，杀扶苏，杀蒙氏，杀冯氏，杀宗室，杀得血流成河，最后赵高跳出来了，把他杀了。赵高就是渔翁得利，如果李斯没有替他杀掉大秦重臣，没有替他“遮风挡雨”，没有对他“拔苗助长”，也就没有“指鹿为马”的赵高了。
后人都说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但史籍上没有这种记载，事实上也不可能。李斯是中车府令，赵国质子后裔，出身隐官家庭，相当于秦始皇的御用“司机班班长”，即便他才华横溢，也没有资格做大秦王子的老师。什么样的人才能做王子的老师？不是大贤就是博士，要不就是朝廷重臣，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赵高。
那赵高为何在胡亥继位后，一跃数级，出任郎中令这个重要职务？
如果李斯是沙丘之变的主谋，他需要帮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帮手就是符玺令，否则他如何矫诏诛杀扶苏？如何矫诏让胡亥继承大统？以赵高当时的官职，他没有选择，不答应就是死，答应了还有飞黄腾达的机会。
赵高起于贫贱，靠自己的努力做了地方小吏，然后通过数次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咸阳宫做了一名内廷小官。因为没有背景，也没有后台，他在秦王政身边做了十几年的中车府令，最后凭借出众的才华才在秦王政巡视途中兼了一个行符玺令事，也就是暂时代理符玺令的工作，回到咸阳后他还是一个“司机班班长”。假如他是李斯的人，估计早就升官了。
赵高这次赌博赌“大”了，短短两年多时间的飞黄腾达之后，不但身家性命没了，连帝国都葬送了。
宝鼎停下脚步，望着和宗越坐在一起的赵高，心里不禁暗自叹息。如果自己的猜测是对的，赵高就是个悲剧人物。他是有才华，但做了一辈子低级官员，突然一跃成为帝国的决策者之一，他的政治才能和经验就显得严重不足了。
咸阳政治斗争复杂，尤其在始皇帝死后，其政治斗争非常的激烈和血腥。蒙氏和冯氏先后倒台，李斯接着也给扳倒了，赵高渔翁得利，但他没有李斯的治国之才，也没有李斯经营了几十年的深厚人脉关系，更没有李斯那等翻云覆雨般的谋略和杀伐果断的血腥手腕，所以他瞬间就把帝国推进了败亡的深渊。假如李斯迟个一两年死亡，或许章邯和王离就把叛乱平定了，毕竟在李斯死亡的时候，章邯和王离在战场上是摧枯拉朽，毫无对手，局势还在咸阳的控制之中。
赵高的“指鹿为马”固然证明了他的残忍，但也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低能和策略上的无能，靠“指鹿为马”这种手段控制朝政，驾驭百官，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手段。由此也证明了赵高“崛起”的突然性，他就是政治上的“暴发户”，他在没有“暴发”之前，不可能有能力去改变帝国的命运，所以他也不可能是“沙丘之变”的主谋。
宝鼎望着赵高，思绪在历史的长河里徜徉，对大秦的王统之争和帝国的崩溃逐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王统之争，必须在统一前解决，公子扶苏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问鼎储君，为此，他不惜与秦王政公开决裂。他和秦王政的决裂，肯定有助于大秦储君的确立。
赵高在宝鼎长时间的注视下，有些受不了，惶恐问道，“武烈侯，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
“你了解李斯吗？”宝鼎问道。
赵高和宗越面面相觑。刚才不是说小王子的事吗？怎么突然又扯到廷尉李斯身上了？他和小王子之间又有什么瓜葛？
“他虽然是楚人，但是靠吕不韦的提携才闻名咸阳。”赵高说道，“吕不韦被熊氏外戚击败，楚系不遗余力打击关东人，大王因此下令逐客。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由此而生。李斯是国相府官员，在被逐之列，以他当时的处境，他不敢写《谏逐客书》，即使写了也到不了大王手上，但事实是《谏逐客书》不但到了大王手上，还让大王改弦易辙，废了《逐客令》，李斯更是因此从被逐之客一跃成为九卿之一。”
“这背后的秘密其实就是咸阳宫和熊氏外戚的一次斗争。这一次大王赢了，李斯立了大功，并赢得大王的信任。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大王是通过谁指使李斯写了《谏逐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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