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的这个宏大设想在历史上叫“直道”，由关中云阳到阴山脚下的九原，全长一千五百里左右。
这条直道出关中后，翻越山峦河川，贯穿整个河套地区。统一之前，河套地区全部被匈奴人所控制，所以它的修筑时间肯定是在蒙恬率军攻克河南、云中两地之后。从史籍上的只言片字来推测，这条连同关中和阴山的通道直到秦国崩溃后尚未完全完工，但通行是绝对没有问题，只不过没有达到“高速公路”的标准而已。
“直道”的修建不仅仅是为了向边陲运送军队和粮草辎重，它实际上是一项庞大的军事工程，它和长城一样，其目的是为了防御匈奴人的攻击，但在历史记载中，直道的命运和长城一样，都成了始皇帝的暴政。在大秦之后的两千多年里，直道和长城始终承担着护卫中土的重任，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大秦直道之所以能在数年时间里便修建成功并发挥作用，其实就和万里长城一样，也是由一段段现成的路连接而成，但其真正的目的不是开辟一条路，而在于实现其军事上的攻防控扼功能，从而提高和稳固“直道”的军事战略地位。
大秦崩溃后，从汉到唐，这条直道的战略地位都足以与长城相比肩。中土自宋而衰，直道和长城屡屡为北虏所控制，杀敌的武器变成了伤己的利剑，可谓中土人的一大悲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直道和长城的军事作用越来越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战略地，衰败和湮塞也就成了必然。
太史公在写到“直道”的时候，把它和长城一起列为始皇帝的“暴政”，所以当太史公在为大汉将士远征大漠而歌功颂德的时候，直接遗忘了直道和长城的战略地位，甚至把它们的名字都故意省略了。
太史公肯定是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先祖曾是大秦最为显赫的军功贵族之一，不管是从学识上还是从感情上，他肯定知道“直道”和长城对守护中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他也想把它们的功绩写下来，但为了生存，他只能去“迎合”大汉统治者的需求，去颠倒黑白，去欺骗一代代的后世子孙。
然而，正是因为太史公的“颠倒黑白”，我们这些后人才知道长城和直道，才对长城和直道始终怀着崇敬之心，即便我们在恶毒地诅咒始皇帝和大秦“暴政”的时候，也不敢对它们有丝毫的亵渎，我们甚至把长城当作了中土文明的象征。
太史公的伟大就在如此。拔开迷雾去看那些湮灭的历史，站在历史的废墟上再去用心读一读太史公的《史记》，不难发现，原来《史记》里记载了一切，只不过有些人读到的是充满谎言的故事，有些人读到的是藏在故事背后的真相，有些人读到的是真相里几千年的沧桑人生，有些人读到的是人生里所蕴含的天道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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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读《史记》，读到的是故事，到了这个时代，看到的是真相，但人的智慧不同，所处的阶层不同，所掌握的权力和财富不同，对真相的理解也就完全不同。
在宝鼎的记忆里，“直道”和长城没有可比性，长城是中土文明的象征，而“直道”不过是劳民伤财的“暴政”，所以长城直到今天依旧光辉灿烂，而“直道”早就湮灭在历史的废墟里，只剩下一抹对大秦的缅怀。
宝鼎关注南北战争，关注北疆防线，关注长城，但他选择性地遗忘了“直道”，他甚至想过当自己改变了历史轨迹，当大秦提前稳固了北疆防线，大秦就不会再去修“直道”了，始皇帝也就没有理由去实施这一劳民伤财的“暴政”了。
所以，当宝鼎看到秦王政的这封信，看到秦王政打算把关中、晋中和代北的大道连接到一起，拓宽夯实，把它修建成一条连接咸阳和阴山的通道，以便加强对代北的控制和加固北疆防御的时候，他立即就想到了“直道”，想到了劳民伤财，想到了大秦的崩溃，所以他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决，竭尽全力反对修筑这样一条“高速公路”。
宝鼎提笔写信，详细分析修建这条“高速公路”的弊端，反复权衡其中的利弊，他不反对修，但现在不能修，统一之后也不能修，必须等到帝国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大秦国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再实施这一庞大工程。
这份信写到一半，宝鼎忽然发现自己说服不了自己，不管是从当前的北方战局还是从未来的南北战争出发，大秦都需要修建这样一条在军事上极具战略地位的“高速公路”，否则，大秦在南北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始终是被动防御，这种被动将导致大秦在南北战争始终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如果得不到扭转，那么不要说击败匈奴人把它们赶到阴山以北了，恐怕就连云中都夺不回来，即使夺回来了也未必守得住。
当年大秦联合河西大月氏摧毁了匈奴人夺取河西的企图，北疆军趁机出击河南，横扫河南之地，斩虏万首，但匈奴人的大部队一到，秦军就不得不全线后撤，依靠长城奋力死守，其原因很简单，不是大秦的军队不够，武力不够，而是大秦的国力不足，财赋不足，无法支撑大军远征作战，更无法支撑大军固守河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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